甲午战争已经过去了120多年了，黄海上的硝烟还没有散尽。

那场决定中国近现代的国运走向、中国万万不能输的战争，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观察家，不管是炮舰还是工业实力，都不会认为中国都会输掉战争。然而，好像是魔咒一样，往往在最不该出问题的地方出问题，这场战争引发的历史转折，不管怎么解读都不为过。这场战争不仅仅是中日国运的转折点，也是中日民间心理基础的奠基石，以至于偌大的大清王朝失去了“中兴之世”，陷入了任列强宰割的亡国境地，清王朝彻底失去了政权的合法性，成为过渡政权，而中国人则需要用接下来半个世纪的牺牲来为当初的战败洗刷屈辱。

（甲午海战）

战前，中国有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在世界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并没有落队，在很多工业指标上，晚清政府的表现可圈可点。

“中国近代矿业已开始用机器采煤，仅开平矿务局，至1889年年产量已达24.7万吨，有力地抵制了洋煤的进口。1882年输入天津的洋煤为5400吨，到1886年便减至301吨。1890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为了抵制洋铁入口，开工兴建汉阳铁厂，至1893年全部竣工，该厂设备先进，拥有十个工厂，3000多工人，号称东亚第一铁厂。所生产的铁除了供应本国外，还出口到美日等国。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成立了电报总局，到1885年，沿海、沿江各省都架设了电线，总长度达到一万数千里，连厦门、台湾之间都架设了海底电缆。轻工业也在此期间得到大力发展。1880年，左宗棠创办兰州织呢局，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同年，李鸿章也派人创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近代纺织业从上海、宁波、镇江、武昌等地向全国蔓延来。1882年，广州开始有了自来水，稍后，武昌、上海也相继办起了自来水厂。近代化的机器缫丝、轧花、造纸、印刷、制药、玻璃制造等民用工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东亚第一铁厂）

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

日本虽然在甲午战前的20年里，竭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重视海军建设，到1893年，已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

如果只从这些数据来看，或者从避免现象来看，日本敢于挑战蓬勃发展中的大清帝国，已经让世界各国大为惊叹，而最终日本能战而胜之，更是宣告了大清帝国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各种指标看起来吓人，却不禁一战之力。日本戳破了大清帝国外强中干的玻璃纸，此后的列强再无忌惮，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明治维新）

那么，导致大清帝国战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政权合法性。

1、神意、宇宙秩序、绝对观念……如“君权神授”、“奉天承运”等；

2、来自人的契约，如公民选举、公民对宪法原则的同意等；

3、对价值准则的反射式认同。

实际上，清朝一直没有很好的处理好这个问题。在核心关键的问题上，清王朝一直掩耳盗铃，激烈的民族矛盾贯穿了清王朝的始终。

到了晚清时期，封建帝制逐渐脱去了神秘的外衣，“奉天承运”虽然还写在圣旨上，但是不管统治者还是臣民，都只将他作为了一个历史的惯性罢了。彼时，世界上的君主立宪政府、共和政府不胜枚举，只有沙俄帝国与大清帝国还在坚持封建君主专制，彼此惺惺相惜，但是在社会已经形成了信仰危机。或者说，由于大清帝国的少数民族政权的特点，使得大清帝国一直没有完全取得传统汉民族王朝的政权合法性，这从满清200多年来不断的农民起义、会党起义中就可见一斑。而传统上，中国政权是没有社会契约基础的，作为最大的无神论社会，政权也没有宗教基础，也不存在公民选举的政治传统。

至于第三种政权合法性，对价值准则的反射式认同，意即在全社会形成的政治道德观。中国社会对“打江山坐江山”的传统观点的认同，以及政权以服从“为民做主”、“为人民服务”、“吊民伐罪”等正义性质的宗旨来交换人民的拥护。说的直白一点，对内能够发展民生，提升国民幸福感；对外能够抵御外辱，提升国民自豪感。清王朝执行的“愚民”、“文字狱”等政策，实在难以与这一点搭上一点关系。

（文字狱：愚民政策）

晚清政权缺乏政权合法性，即使得晚清统治者在面临大争之世时，应对外界危机往往出现内外交困的局面。在应对甲午战争以及接下来的一系列战争时，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首鼠两端、前倨后恭的特点来。如甲午战争爆发时，群情激愤，举国喊打喊杀，此为盲动，意欲借助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积累政权合法性的经验值；可是战事一败再败时，清政府却匆匆选择议和，不惜放弃重大利益，来挽回摇摇欲坠的政权。

清政府的洋务运动，追求的目标是“富国强兵”，不管是左宗棠还是李鸿章，他们做的基本都是军工企业。随着国家财用的匮乏，李鸿章兴办的很多“官民协办”的企业，最终都执行了“国进民退”，竭泽而渔。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攀上了新高，而晚清社会民生却难有起色。清王朝的社会底层，依然到处充斥着阿Q、孔乙己这样的人。因此，清王朝即便是有着世界一流的军备和训练，却没有办法提供一流的兵员。晚清的中国，徒然拥有4万万民众，其真正能够参与国事的，也只是那一小部分精英。如此，清军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败之下，怎能复起？

（手持钢鞭将你打的阿Q）

于此可见，清王朝200多年的统治，使得这三种政权合法性皆无。“反清复明”作为政治口号，与其视为人民群众怀念明朝，不如视为群众在要求当政者的合法性。那么，在晚清政府信仰危机（民众觉醒）出现后，清王朝是如何做的呢？

统治者选择了以政权有效性来代替合法性——即清政府是眼前现实，别无选择，人们只有服从。然而，有效性并不等于合法性啊。一个具有有效性但缺少合法性的政权是可以存在的，甚至能维持相当时间，然而前提是要取决于有效性的程度。对仅仅基于有效性的政权，一是公众会无止境地要求其有效地承担一切责任和解决一切问题；二是一旦有效性下降，社会不服从马上就会成正比地上升。而合法性却是相反，它往往不是在有效性强的时候体现，而是在有效性不够的时候体现。

有效性获得的是服从，合法性获得的忠诚。据此，就不难理解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看到的是一群表情麻木的群众，“民不知有国，而国亦不知有民。”

（英法联军攻陷北京）

当清政府越来越陷入到了深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时，其政权有效性也不存在了。在“东南互保”时，清政府已经陷入了名存实亡的境地。之所以清政府还能支撑一段时间，一直熬到1912年才寿终正寝，是因为列强们侵略和征服中国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代理人的需求。至此，清王朝已经丧失了合法性和有效性，只是作为过渡政权而存在。中国在风雨飘摇的封建社会末世中，步履蹒跚地迎来了近现代的惨淡命运。

有鉴于此，清王朝的政权性质，已没有办法在王朝末世重新建立起政权合法性（皇族内阁的出台，标志着清王朝最终的丧失民心），战争的目的对于清王朝而言只是政权有效性的延续。在缺乏民众普遍的忠诚的基础上，清王朝缺乏将战争进行到底的意志，是清王朝输掉甲午战争的最大原因。

由于清王朝的战争意志的选择建立在无法更改的政权性质基础之上，因此，甲午战争的结局也就难以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