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之后无中华，与“明亡之后无华夏”一句并列，是一种文化和网络论调。

这种论调主张者认为标志着大宋亡国的崖山海战，导致了传统的汉民族政权首次完全被北方游牧民族王朝所完全取代，并认为华夏文化在经历蒙元灭宋后，发生了严重的断层，古典中华文化遭到了摧残。那么抛开网上乱七八糟的不看，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来看史料的记载。

《事略·左丞许文正公》卷八记载：“夏四月，分省至上都，屡蒙访问，遂奏陈时事五。圣旨谕允，令‘善写以进，朕当详之’其一曰立国规模。历论前代建国北方，奄有中夏，如魏如辽如金，能用汉法，故享国长久。今国家当行汉法，事在不疑’。”

这是说汉族文人儒士，要求元朝统治者行汉化，也就是行汉族之文化。

再看《元朝名臣事略·太常徐公》（以下简称事略）卷十二的记载：“六年，作新大都于燕，宗庙之制未有议者，公奏曰‘陛下帝中国，当行中国事。事之大者，首惟祭祀，祭祀必有清庙’因以图上，乞敕有司以时兴建，从之。”

这是元朝汉族士大夫明确对元朝皇帝说，要想治理好中国，就必须行中国之事，也就是行中国之政治，中国之文化，中国之思想。

那么对于这些汉族儒士文人的要求，元朝的统治者又是作何反应的呢？我们接着来看史料。

《事略·国信使郝文忠公》卷十五的记载：“世祖在潜邸，罗致异俊，挹其闻，遣使者一再起公。既奉清问，上稽唐虞许，下及汤，武，所以仁义天下者，缓颊以谈，粲若所陈也。帝喜隃所闻，凝听忘倦。及践祚更化，用公之言居多。”

当年元世祖忽必烈，对汉族文人学士的言论都已经到了凝听忘倦的程度，可见这群原先毫无文化的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是有多欣赏了。

还有《事略·左丞姚文献公》卷八的记载：“公奏‘在太宗世（元太宗），诏孔子五十一代孙元措袭封衍圣公，卒，其子与族争求嗣，为讼及潜藩，帝时曰‘第往力学，俟有成德达才，我则官之’又闻曲阜有太常雅乐，命东平守臣辇其歌工，舞郎与乐色，俎豆，祭服于日月山，帝亲临观。”

可见早在元太宗窝阔台时期，蒙古统治者就已十分重视儒学，亲临祭祀现场，观临祭孔。

另外《元史·仁宗本纪》卷二十六也有同样的记载：“仁宗天性慈孝，聪明恭俭，通达儒术，妙悟释典。尝曰‘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平居服御质素，淡然无欲，不事游畋，不喜征伐，不崇货利。事皇太后，终身不违颜色；待宗戚勋旧，始终以礼。有司奏大辟，每惨恻移时。其孜孜为治，一遵世祖成宪云。”

这段史料说明元朝皇帝被汉文化熏陶之深，完全没有了之前游牧民族的粗野习气。

汉族儒士文人不但用汉族文化熏陶元朝统治者，还招收蒙古学生，使他们和汉族学生杂处，好熏陶侵润他们，使他们更快领悟汉文化。对此，《事略·左丞许文正公》卷八有记载：

“先生尝谓‘蒙古生质朴未散，视听专一，苟置之好伍曹中，涵养三数年，将来必能为国家用’乃奏召旧弟子散居四方者王梓等皆驿至馆下为伴读（作蒙古生的伴读），欲其夹辅匡弼，熏陶浸润而自得之”、“诸生读书之暇，先生令蒙古生年长者，习拜及受宣拜诏仪，释奠，冠礼时亦习之。”

以上只是部分史料的记载，但我们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可见蒙古在一统中原之后，华夏文化并没有出现所谓的严重断层。崖山之后中华依旧，文化依旧，只不过统治者由汉族人变成了蒙古族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