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就是项英，湖北武昌人，他出生在清朝末期的1898年，和周总理是同年出生。他在1922年就加入了我党，是当时湖北省最早的工人党员，在武汉爆发的革命斗争他几乎都参与过。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担任了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当时的副主席的朱德和毛主席，也就是说“朱、毛”那个时候还是项英的下级。

项英同志长期在武汉、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曾任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总工会总干事、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主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为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改善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参与领导的1923年平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和1925年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1935年2月后，根据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的指示，组织红军和游击队分路突围，转入分散的游击战。在与中央失掉联系、国民党军持续“清剿”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紧紧依靠群众，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及时调整策略，变换斗争方式，领导赣粤边游击区军民作殊死斗争。曾将游击战术编成歌诀，教育红军游击队提高斗争艺术，巧妙地与敌周旋，灵活地打击敌人。和各游击区指战员共同努力，保持了南方游击区革命支点，保存了革命骨干。

后来全面抗战爆发，在1937年的12月，根据国共协商，建立新四军这个番号，并由项英任政委兼副军长，当时军长选定为叶挺，但叶挺由于还没有归来，所以都由项英在负责。

当时红军在南方8省以及14个地区的游击队，都分散的十分开，项英用了三个月就把部队集合了起来，组建起了具有规模的新四军，叶挺直到1938年1月才正式出任军长一职。

这样看来，谁才是真正的“新四军之父”已经很清楚了。

可惜在1940年4月，在皖南指挥春季反“扫荡”，10月参与指挥秋季反“扫荡”，共歼日伪军3000余人。但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向敌后发展的措施不力，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准备不充分，对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转移未能抓住有利时机，在1941年1月转移途中犹豫动摇，处置失当，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负有一定的责任。

皖南事变后，项英、周子昆等率军部10余人隐蔽于附近山区；1941年3月14日，在安徽泾县蜜蜂洞被叛徒刘厚总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