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正初

2004年9月，我随原中顾委委员、老革命家李锐来到石门。问起石门县的接待人员：“知道彭士量吗？”他一脸茫然。李锐老人就义正辞严地说：“每一个石门人，乃至于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彭士量！”

最初看到接待人员茫然的神态，我心格外的失望；当听到李锐老对彭士量的高度评价，我心又格外的欣慰。我带着几分自豪的口气告诉李锐老：“彭士量是浏阳人，是我的伟大同乡！”李锐老长长地“哦”了一声：“浏阳真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确实，每一个石门人、浏阳人乃至于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彭士量。1942年至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最残酷的年代。1943年11月，日寇集结华中方面能动用的兵力，以二十余万之众进犯常德。彭士量率领七十三军暂五师奉命固守石门县城。石门是常德的前哨，易攻难守。日寇对石门志在必得，以十万兵力分三路合围石门，并动用大批飞机、重炮狂轰滥炸。彭士量指挥暂五师奋勇争先、努力杀敌，与敌军相持八昼夜。当大尖山守军艰难支持之际，彭士量亲临阵地前沿，高呼：“不能让敌人进来一步！”全体官兵勇气倍增，“一次次与突上阵地上的日军白刃搏击，往返冲杀”。一寸山河一寸血，国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石门。在完成掩护任务之后，彭士量率领残部突围。11月15日黄昏在南岩门口被敌机扫射命中，壮烈殉国，年仅39岁。临死前高呼：“大丈夫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此何恨焉！”他是1943年常德抗日保卫战中英勇牺牲的第一位将军。

彭士量1904年8月5日生于浏阳镇头的北星桥。我曾经到北星桥寻访他的事迹。乡亲们说他幼时天资聪慧，秉性刚毅，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喜欢和伙伴们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做游戏时总是当“官兵”一方的指挥官，常常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将“强盗”全部捉住而取得胜利。他1924年考入湖北明德大学，后来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分配到陆军第十师，历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在北伐战争中参加了许多著名战役，因战功卓著晋升为副团长。北伐以后，他进入中央陆军大学第十一期深造。毕业时，适逢第二次国共合作。他力倡抗日、共御外侮，积极参加了上海、山西忻口、台儿庄、武汉、长沙、洞庭湖等战役，逐步晋升为少将参谋长、副师长、师长。在著名的武汉保卫战中，因指挥有方、重创日寇受到宋庆龄先生的奖励。他把宋庆龄奖给他的苏联毛毯送回家乡，给母亲御寒。据说母亲就是盖着这床毛毯归山的。

彭士量牺牲后，从他的衣袋里发现了两封遗书。一封写给全师官兵：“……倘于此次战役中，得以成仁，则无遗恨。惟望我全体官兵，服从副师长指挥，继续杀敌，达成任务。”一封写给妻子：“余廉洁自持，不事产业，望余妻刻苦自持，节俭以活，善侍翁姑，抚育儿女，俾余子女得以教养成材，以继余志。”出征前预留遗嘱，说明他已经抱定了以死报国的坚定信念。他牺牲后，其部下在湘西山区购得珍贵的阴沉木制棺收殓，并在沅陵开了追悼大会。1944年2月14日上午又在长沙中山堂公祭，15日公葬于南岳衡山驾鹤峰下。“市长率各民众团体代表百余人亲往执绋，遗柩过处市民自发路祭讣哀。”1943年12月24日《中央日报》在社论《发扬民族精神》中指出：“彭士量等将军忠勇为国慷慨牺牲博得全世界人士的一致赞美，这是我们民族精神最崇高的表现。”

这样一位为国捐躯的英烈，石门有人不知道他，浏阳也有很多人不知道他，甚至于还有人在“文革”中扒开他的坟墓让他暴尸荒野！

这是历史的悲哀！

庆幸的是，1984年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彭士量为革命烈士。今天台北和南岳的忠烈祠里，都立有彭士量将军的灵位，海峡两岸都在怀念他。他的墓也移葬在南岳忠烈祠附近。

2007年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62周年纪念日。我们浏阳知识分子联谊会全体会员怀着崇敬的心情，驱车数百公里，到南岳为彭士量烈士扫墓。同行的有烈士在老家的儿媳和孙女。烈士的儿媳年已七十高龄，老太太是在彭士量殉国之后才嫁到彭家的。但是娘家离彭家很近，她从小就仰慕彭士量，从而爱上彭士量的儿子。她清楚地记得彭士量骑马回家，给未来的儿媳妇留下了一身戎装、来去匆匆的印象。由于历史的原因，彭家曾经饱受所谓“国民党军官”家庭的磨难，但是彭士量永远是彭家的骄傲，也永远是浏阳的骄傲！我们在烈士墓前鞠躬、默哀，而彭家老太太则早已跪在泥土里磕头，老人家竟然泪流满面。这时浏阳的鞭炮响起来了，我不禁想起薜岳将军为忠烈祠享堂题写的碑文：“恭立忠烈祠，以怀忠烈神，我怀忠烈魂，誓继忠烈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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