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部小说能感动某人，总是其中话语和某人产生了对话效果。大约一个女博士为她的导师写序，在建构“春和景明”的美妙图景的同时，总难免带上了怀想往昔、参差错落之感。幸而古往今来历历在目的学生为老师奋笔添足、借景抒情以自我抬举之场景，实在足以成为某种壮胆的烈酒一饮而下。借用劳马导师的常用句式：其实本来不是如此，而真相就是如此。

爱笑的劳马总是笑着鼓舞我们建立一个研究“笑”的科研梯队，而不爱笑的我们也总是严肃地接受了这一势如破竹的历史重任。“80后”一代不会研究“笑”，这是一个问题。收入本书的《迷失在回家的路上》深深打动了我。在京工作的“我”因为春节回老家，陷入了一次充满荒诞感的旅程：“转了十八回车，自己都蒙圈”。小说借用杨庆祥所著《80后，怎么办？》道出了“80后也不年轻了，房子、票子、位子、孩子要啥没啥，租个老婆骗骗老妈都露馅了，还能咋办”的辛酸。我想，人生不外乎如此吧，不是把郁闷转化为悲愤，就是把悲愤转化为自嘲。与其说劳马的小说机智、尖锐、幽默、顽皮，不如说其中有一种对生命的强力抚慰，这种“笑”多多益善。

杨庆祥

诗人，批评家，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代表作有《80后，怎么办》等。

我现在似乎越来越有点明白了，劳马写小说当然也是“有意而笑”，通过哲学专业的深造，他达到了与“笑”的水乳交融、人剑合一。一九八六年，劳马写下《哲学家们》，用轻松诙谐的笔调回顾先贤的世界观。他写道：“苏格拉底的思想结晶是‘冻’出来的，而笛卡尔的思想则是‘烤’出来的。”他又如此评价洛克：“从‘即将腐蚀的石碑’上的碑文来看，他自己并没有自吹自擂地‘贴金’，也没有妄自菲薄，说一些忏悔式的谦辞。这种善始善终的认真精神，和他实际生活与理论学说基本一致。”劳马总是钟情于那些“精彩的唯物主义的火花”，在小说里，他无疑也将之贯彻始终：他遵循着基于感觉的认识，认识着个别具体的事物。也许他非常认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人类的善是至高之善，个人与国家的目的是相同的。”我认为，劳马不太考虑如何写才能更“逗”，或者说有种“笑”是内化于作家风格的。

约翰·洛克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年8月29日－1704年10月28日），英国的哲学家。在知识论上，洛克与乔治·贝克莱、大卫·休谟三人被列为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但他也在社会契约理论上做出重要贡献。

劳马在反思苏格拉底们的“冻”“烤”“悔”后，生成了一种“溢”出的哲学。劳马好喝酒、好吃粉条，但是前者没有使他烂醉如泥，后者更没有使他一团糨糊，不过是生命多了些“溢”出的狂欢。记得几年前，有一次劳马导师邀请张小刚师兄和我去他写作的地方看看，一直谈到了正午时分，我们就到楼下的一家餐馆吃饭。当时正值高峰期，包间是肯定没有了，我看此情况，就在大厅抢座。油烟饭菜的蒸腾加上人声的鼎沸、残桌乱盘的局面，想到自己狼狈的样子，想到让老师这么大的“领导”站在旁边，令我有些尴尬。不久我抢到了座位，劳马也不嫌弃并未打扫干净的就餐环境，笑呵呵地坐了下来。然后他拿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金属酒壶，就像电影里的大漠刀客那样嘬了一口，再一次露出了标志性“嘿嘿”的笑容。

那次，他点了一道菜（准确来说是主食加零食）——炒油渣，其做法大约是猪油凝结后再裹面炒，还记得他极力推荐美味，并陈说了这种食物如何成为饥馑时代的精神狂欢。每每回忆起这个场景，再读到他的小说，我不禁会联想，这些小说是金属酒壶里溢出的酒，酥脆的油渣表壳下溢出的滑腻。曾有人说，“失调”与“荒谬”是“笑”的基础，那么劳马的“笑”靠的是一种生命自在的“溢出”，这本小说集所奉上的就是这样一道诙谐的乱炖。

提及“乱炖”，让我不禁想到他所钟爱的另一位哲学家——巴赫金。劳马曾写作话剧剧本《巴赫金的狂欢》向这位苏联文艺理论家致敬。在剧本中，劳马借巴赫金之口道出了自己的创作观（也即一种“笑观”）：“笑是属于民间的、大众的、小人物的。它看起来虽然卑微、渺小、低俗，却是解开全人类之谜的万能钥匙！在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笑话史。”在我看来，这句话正提供了走入劳马小说殿堂的钥匙。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中描述了用诙谐的仪式构成的盛大狂欢节，并以莫里哀、伏尔泰等喜剧作品为例，指出自文艺复兴以来，狂欢节式的世界感受和怪诞的形象观念已经逐渐化为一种文学的传统。在一定意义上，劳马深谙一种“假面喜剧”的精髓，就在这幅“笑面”之下建构起盛大的狂欢节仪式。

巴赫金

前苏联著名文艺学家、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世界知名的符号学家苏联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理论对文艺学、民俗学、人类学、心理学都有巨大影响。

我将劳马微小说的狂欢仪式分为三种类型，也可以理解为仪式的三个步骤。第一，俗世欢辛，即小人物于卑微之中显出的笑意。除了前文提及的《迷失在回家的路上》中的“80后”，还有二十九岁就开始写回忆录的小周（《朝向未来的回忆》）、每天给自己化终老妆的母亲（《化妆》）、一辈子不会“演自己”的演员（《演员》）等等。在这部分内容中，劳马发现了诸多被平淡人生包裹着的荒诞质素，这些质素构筑起一个自为的统一世界，而我们每一个人不过混迹其中，带着“欢”的假面，而“辛”是其“内面”。第二，鞭辟入“俚”。在这部分内容里，劳马多以官场或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笔调中更多沾上了讽刺意味。但是如果细细体味《双胞胎兄弟》《在问讯处》《请帮我找个好司机》这样的作品，你就会发现，在“鞭辟”的同时，劳马更愿意在贴心的亲情视角中“入俚”，而非“入里”。

回顾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题材的讽刺小说中，无论是叶圣陶、张天翼，还是钱锺书，恰恰都少了这种“入俚”的诙谐和勇气。第三，笑化历史，其中，“化”是一个动词。通过前两部分的暖场，小说将历史放置于“笑场”之中，从而使狂欢节仪式达到了高潮。在这里，不仅《村里的写作者》《二舅的权利》等小说对农村的政治生态有绘声绘色的表现，加上《排队》《集体生活》等叙说“笑史”加诸己身的波澜，更有《红皮鞋》这样直接建构历史观的深邃之作。

作 者：劳马

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

劳马不只给你讲笑话，他想和你一起进入狂欢节当中。他的小说语言充满张力，时而直接铺陈日常独白或对话，絮絮琐琐；时而又顽皮调笑、微言大意、字字见血。其实中国古来亦有重视“笑”的功用，《史记》内含《滑稽列传》，太史公展现了众人善于言笑而“合于大道”，更有“一鸣惊人”救国于危难的情节。如此来看，历史并不总是巴赫金陈述的那样，属于民间的狂欢和属于庙堂、官方的仪式倒能够共享一番盛宴，前提当然就是带上一副“笑的假面”。劳马提供了太史公所谓的“谈言”，你完全可以跟随着他的笔触，进入天道恢恢的一种大境界。

谈言微中，亦可解纷。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