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经过1856年的“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首义诸王星落云散，老兄弟折损惨重，可谓元气大伤，本来的大好形势急转直下。清军趁机发起反攻，连续攻占武汉、九江要塞及皖北诸地，包围安庆，大大压缩了太平天国的生存空间。同时，又重建了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陈兵围堵，对天京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在太平天国生死存亡的关头，天王洪秀全破格拔擢青年将领，力图重振天国军威。陈玉成和李秀成由此脱颖而出，二人联手作战，接连在安徽、湖北力挫强敌，并再破江南大营，解除了清军对天京的包围，使天国形势转危为安。陈玉成和李秀成表现出了优秀的军事素质和对天国的赤胆忠心，分别被赐封为英王和忠王，成为了太平天国后期的擎天双柱。

再看清军一方，传统的八旗兵和绿营兵早已腐败不堪，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与此同时，曾国藩创建的湘军异军突起，成为太平军最凶恶的敌人。湘军以湖南青壮农民为骨干，将各地团练整合，由一批有志封侯的儒生领军，将强悍好斗的民风与儒家的忠孝仁义理念结合起来，并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从而打造出了一支极为凶猛顽强的军队。湘军长期同太平军作战，屡战屡败而屡败屡战，作风顽强，极少投降，不断锤炼，终于在战斗力上超过了太平军。

太平天国后期，军事形势错综复杂，但最关键的地方在江北安徽一带。占领了这里，可以西窥湖北，北视豫鲁，南保天京，并与稔军势力联合，还可获得江北平原水网地区的税收、粮食、水产接济，在军事和经济上对太平天国都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关于这一点，曾国藩看得很清楚，他决心首先夺取江北，控制安徽，锁住太平军向北发展的通道，再逐步南压，将太平天国消灭在只能偏安的江南。因此，从1859年冬天起，曾国藩将湘军主力从两湖东移到安徽战场，集中兵力作战，连续夺取太平军占据的很多州县，直至进逼重镇安庆。

对于太平天国来说，安庆已成孤城，一旦失守，江北形势便靡烂净尽，粮草物资再无法接济天京，后果不堪设想。在1860年初的天国最高军事会议上，英王陈玉成和干王洪仁玕都力主集中兵力北上救安庆。但忠王李秀成反对，他想东征江浙苏常，夺取江南富庶之地。在太平天国后期，原来集中统一的领导已经瓦解，权力大量转到统兵大将之手，已有军阀化的趋势。李秀成手中有精兵十余万，但他不愿北上，当时即使天王洪秀全也无法强迫。而陈玉成所部是同湘军作战的主力，多耗少补，手中兵力不足，难以单独解安庆之围。经过反复运筹，最后洪秀全同意了李成秀的主张，命令以李秀成军为主力，陈玉成军进行配合，先东征苏常，夺取清朝重要的江南经济基地，回头再救安庆。

东征战役实施后，作战很顺利，太平军大破清军，连续夺取苏州、常州、丹阳、无锡、江阴、太仓、嘉兴、平湖等地，一时威震东南。然而，江南并不是太平天国与清军争夺的要地，决定不了大局。曾国藩置清廷要湘军救援江浙的旨意于不顾，反而在江北加强攻势，彻底阻断了安庆与天京的联系，重重围住了安庆。等陈玉成从江南回兵向北救安庆时，良机已失，不得不面临与湘军主力决战的险峻局势。

为解安庆之围，在天王洪秀全主持下，决定采取“围魏救赵”之计，以陈玉成和李秀成引军分南北两路合围武汉，促使湘军回师救援。然而南路李秀成军态度消极，动作迟缓，如期不至。而北路陈玉成军在连经血战逼近武汉之际，却又轻信英国参赞巴夏礼的威胁，中止了向武汉进军，致使“围魏救赵”之计功败垂成。

而对安庆危局，陈玉成不屈不挠，集结手中能用之军回师救安庆，在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等部太平军配合下，与围城湘军展开决战。双方在安庆城下进行了5个月的反复拉锯激战，血沃长壕，尸积如山，场面极为惨烈悲壮。然而因湘军武器精良，陈玉成军伤亡太大，洪仁玕等军战斗力又太弱，李秀成则贪恋东南见危不救，最终导致解围失败，安庆城于1861年9月5日陷落。

安庆失守后，天京上游接应断绝，很快陷入湘军的重重包围中。陈玉成所部损失惨重，已失去了夺回安徽的能力。但他百折不挠，为挽救太平天国的事业，仍力图进取河南，联结陕西，将战场扩大到中原地区，以吸引清军兵力，在战略上支援天京。可惜，陈玉成北走寿州时受地主团练头子苗沛霖诱骗而被捕，被解送清将胜保军营，于1862年6月4日在河南延津英勇就义，年仅26岁。陈玉成的牺牲，标志着太平军在长江以北的防务完全瓦解，清军可集中主力围攻天京，太平天国运动已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