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波

竹林七贤的分化，不仅是由各自不同的性格、人生志向等原因所致，也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其中对《庄子》理解和体会的不同尤为重要。虽然他们都推重《庄子》，但是对《庄子》的理解和体会是有差异的。

山涛、王戎等人看到的是一个现世逍遥的庄子，追求隐身自晦，在众乐同，和光同尘，谙于世俗又不滞于世俗，随着时势的变化选择自己的出处。就像后来山涛劝诫嵇康的儿子嵇绍所说：人生若“天地四时，犹有消息”。人世像自然界一样更替，理应顺应社会的变化，不要停滞于一朝一代，而是要寻找时机，因时、因事而动，同时又不妄动。这种思想也继承了正始玄学名教与自然调和的思想，并且将二者圆融统一。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正始政治哲学与人生处世哲学的融合发展。

而嵇康、阮籍看到的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庄子，追求率真的本性与心灵的超脱，寄任自然，通顺物情，把精神的自由提到至上的高度。也因为对精神自由的崇尚，他们面对政治的权势伪诈、钩心斗角能作出犀利的批判，成为代表社会良知的“勇士”。但是，他们又往往找不到自己的出路：

一方面，他们陶醉于自己构建的虚幻理想世界之中，追求高尚的人格。

另一方面，他们又撕破了现实世界的虚伪与罪恶，否定现实的不合理之处，把内心的肯定追求与外在的否定批判结合在一起。

因此，在他们玩世不恭、放浪形骸的表象之下，掩藏的却是一所痛苦的心灵炼狱！

从表面上看，竹林名士们平时多陶醉于隐逸怡情之中，但是实际上，他们又无时不密切关注着政局的变化。对时局的忧虑与恐惧以及个人未来的出处问题也无时不煎熬着他们彷徨的心灵。

刘伶的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阮咸的纵情越礼，与猪共饮……无论他们如何纵酒昏酣，也很难真正地遗落世事，忘记政治环境的险恶和世事的龌龊。尤其是，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归隐不过是找到坚定的人生抉择前的权宜之策。

如何滋润安抚悸动的心灵？

竹林名士们开始反思，并尝试摆脱何晏、王弼等正始玄学家通过对《老子》的诠释来引导社会及其个体精神与行为的成规，从而进一步发现了《庄子》，企图以其追求心灵的无穷开放，“与天地精神往来”，自由自适、现世逍遥等思想，给他们苦涩的心灵带来一丝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