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能改变社会吗？“文”的力量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怎样的变化？近日，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林少阳携其新书《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来到浦东新区陆家嘴图书馆，与专栏作家、著名媒体人张明扬共同探讨“章太炎、鲁迅和中国最后的士人精神”。

重释晚清中国现代性的可能

林少阳籍贯广东紫金，东京大学博士，现为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他以19世纪初以来的中国及日本思想史为主要研究领域，兼及文学史、文化史及批评理论。

作为一名旅日学者，东京大学政治学教授林少阳撰写的这部《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是一部围绕章太炎思想的晚清论。本书聚焦于1900年至1911年间，以章太炎为主的思想言论，尤其是章太炎旅居东京、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笔期间，他作为清季革命导师、清季思想文化运动旗手的影响。在纵轴上，本书将清末知识分子思想接合中国“士”的思想传统，尤其是晚明思想传统，同时将晚清革命置于太平天国之乱以来的政治、社会的连续性之中，以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连续性之中；在横轴上，本书则将晚清革命置于全球史脉络之中，尤其将之置于东亚的历史场域中，强调学生在晚清革命中的主体作用及海外革命中心东京的重要作用，兼及探讨当时中国士人与日俄战争、日英同盟、印度独立运动等国际事件的关联。

书中，林少阳质疑“革命”与“改良”二元对立的晚清思想史叙述框架，并对中、英、日文半个世纪多以来的研究成果多有综合、回应。全书试图透过崭新的叙述框架，彰显章太炎及其周边的历史位置，以及整个晚清在中国现代性中的历史定位，借此展示重释中国现代性的可能。在此意义上，本书不仅是以章太炎为主的晚清思想论，更是挑战常识的独特的近代中国论。

用“文”奏响封建王朝的挽歌

说到章太炎，全世界的学者对他有着诸多评价。西方研究称其为“一个疯子”“一个非常邋遢的迂腐老人”“一个出门不认识回家路、不认识货币的书呆子”；美国有位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形容他为“一个桀骜不驯的天生的怪人章太炎”。

但在林少阳看来，章太炎却是一个用“文”催生革命精神，推翻封建王朝，促进社会变革的大思想家。在林少阳看来，这里的“文”是一个相对广义的概念，传统的“鼎革”是改朝换代之意，其道德基础在于，天子必须是有德之人，当他失德时应该被推翻，这是传统的儒家革命的概念。在这种观念下，“文”必然会在变革时代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林少阳进一步扩张了“文”的概念，将其涵盖到公共领域中的语言，这也是从章太炎到鲁迅对“文”的作用的延伸与拓展。与此同时，林少阳认为“文”也是一个相对于“武”的概念，这意味着辛亥革命是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的最后一步，但以“文”为革命精神的、自主的非暴力的部分，则是武装革命的思想基础。同样，五四运动也包含一个“文”的后续部分，鲁迅就是这样一位以“文”革命的领袖。

“章太炎有一个‘文学复古’的口号，文学复古，当时是指‘文的复兴’之意，即‘文’的革命意义是通过批判性实践重新构筑传统。”这意味着章太炎所认为的革命，不仅仅是一个推翻专政或专制的问题，还包含了思想的变革。林少阳强调，这说明“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其实是清末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延续。“那时，章太炎的思想革命理论局限在读书人的圈子里，到了上世纪20年代，鲁迅将这种思想革命扩展到了一般的民众中，即通过语言去变革人的主体性，重构一个新的革命的主体性，这是章太炎和鲁迅了不起的贡献。”随后，“文”的革命被不断扩张，最终达成了一场大变革，结束了数千年的王朝专政，开启了新的历史时期。

“士人精神”需“以天下为己任”

在当天的讲座中，林少阳也提到，清末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能践行“士人精神”，致力于用“文”变革社会，在于他们不求名也不求利，而是把“安身立命”放在第一位。那个年代的士人，有一种死的伦理、死的逻辑，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他们始终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甚至勇于“杀身成仁”。

除了“以天下为己任”外，林少阳认为构成章太炎和鲁迅“士人精神”的另一类特质是，要有知识，并且他们拥有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公众，这种意识具有很高的伦理性。“章太炎说，要把思想的真胜利放在棉花里面送出去。这意味着知识不是自己拥有，而是为了贡献给公众，士人要愿意牺牲自己的知识，救民于水火之中。可见这知识并非以学历来计，也和西方所说的‘专业人士’不尽相同。”

在此基础上，林少阳重新还原了“儒学革命”的概念。他表示，儒学并非是我们拿来跟所谓的西方哲学对话的那种东西，中国的知识都是很实用的，强调学以致用。所以关于什么是“士”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种实践的学问精神，一种奉献的实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