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从不会因为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改变，但人们的主观愿望有时能够改变历史，只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很多时候，这种改变未必就是当事者的初衷。正如前清遗老缪荃孙曾说的，清廷“因兵败而图强，因图强而变政，因变政而召乱，因召乱而亡国”，沿着这条直白的清朝覆亡路线，清末10年至辛亥革命爆发前的历史进程或许能相对清晰地厘清。

客观地说，鸦片战争的失败还不能算是中国近代屈辱的开始，因为古老的帝国虽然被扎了一下，但对整个社会的触动并不大，一切旧有的生活仍在先前的轨道中运行。至于太平军及英祛联军，对清王朝来说也只是一一场阵痛，之后的洋务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仍旧是一种“小变”式的应景之作，因为它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并没有起到根本性的推动作用。事实上，被称为“同光中兴”的这30年，在当时的士绅们看来仍旧是值得满足而骄傲的，只是这种浑然不觉的骄傲在随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彻底地打了个粉碎。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节点，甲午战争的惨败不仅震撼了清王朝，由此带来的愤怒与屈辱更是让整个士绅阶层及普天下的读书人陷人了一种不可抑制的痛楚与激动。不错，长期被视为“蕞尔小国”的东邻日本，竟然把一一向自命为“老师”的天朝王国打得落花流水、割地赔款，年轻的知识分子怎能不群情激奋，《马关条约》签订前的“公车上书”正是这种激动情绪的集中体现。

失败之后，激进的求变情绪弥漫全国，各种救国方案纷至沓来，由此演变而成的是戊成年的变法运动。变法的结果人所皆知，自然毋庸赘言，但需要指出的是，维新派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结为守旧派势力的颟预与反扑，相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毛糙激进与不切实际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其间的“围园杀后”密谋更是令事态火上浇油，之后的乙亥建储、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都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戊成变法到庚子国变，由庚子国变到清末新政，历史的吊诡往往在于，培养出诸多民国大师的庚款留学生计划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义和团大师兄的滚滚头颅，而1900年这场极其落后的排外运动却在无意中触发了新政的开始。世事难料真荒唐，三年前，“戊成六君子”尚且喋血街头，而3年后，慈禧太后不但接过了变法派的旗帜，其步子甚至比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迈得更大，走得更远。吊诡归吊诡，但历史就是如此。

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或许可以用一一种“冲击一反应”型的理论来解释，清末新政也可说是继洋务运动和戊成变法后的第三次波浪，但这次的变革在广度与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之前的两次。侯宜杰先生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中说，清末新政后，“单纯的封建专制制度已不存在，民主政治及有关法律有些在试行，有些在准备和确立之中，整个政治制度正在向资本主义近代化演变迈进”。并不夸张地说，清未新政可以算是中国告别传统社会的第一一步，近百年来，如教育、法律等方面的制度变革，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起点。

从理论上说，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向以“小政府、大社会”的低成本模式维系，但在19世纪后“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倒通下，这种模式乃至整国家都受到了欧美列强的严“重挑战。“小政府”模式以“不扰民、少作为”为准则，大体上说，政权只及于县，县以下依靠士绅自治，其管理成本虽低，但与之伴随的人为低效率，由于其不足以抵御外来侵略，由此也引发了国内民众的极大不满并并进而导致清廷合法性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