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即道光二十五年，对于34岁的曾国藩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曾国藩官运亨通，从一名会试考官，连升两级，成为从四品的侍讲学士，相当于现在的正厅级领导干部了。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曾国藩不但没有高兴，反而感到战战兢兢。他给弟弟曾国荃等人写了一封家书，表达了他当时的复杂心情。

在信中，曾国藩说：“这次升官，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务必使累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当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这可不是曾国藩在作秀。曾国藩的一生，就是在这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境中度过的。他曾多次告诉自己的弟弟：“我看历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

曾国藩认为，做官有四大禁忌，即“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曾国藩指出，这四种官员，基本没有好下场。为此，曾国藩将这四句话写在案头，以便随时警醒自己。

这里，有一个例子。

由于在镇压太平天国中立下了赫赫功劳，曾国藩受到慈禧太后的重用，长期担任两江总督职务，还一度成为有“疆臣之首”称号的直隶总督。慈禧太后赏赐他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

令人称奇的是，曾国藩在受到慈禧太后重用之际，依然不骄不纵，谨小慎微。在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

曾国藩一度拥有人数高达40万的湘军大军。他知道，虽然慈禧太后不得不依赖湘军部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但始终对这支汉人军队有防备之心。因此，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曾国藩没等朝廷下令，就主动上了一本《粗筹善后事宜折》，提出两个建议，请求裁减湘军。

朝廷很快就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曾国藩此举，消除了朝廷对于自己拥兵自重的怀疑，实在是高明之极。

曾国藩的谨小慎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因此，虽然曾国藩一度掌握着中国最精锐的湘军部队，官职也越做越大，堪称只手遮天，慈禧太后自始自终对曾国藩比较信任，支持他开展洋务运动。

当曾国藩死后，慈禧太后下令辍朝三日，追赠曾国藩为太傅，谥文正。对于汉人来说，这是一种极高的政治待遇。这一切，都与曾国藩会做官，会为人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