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玺，男，1949年10月10日生，汉族，河北省辛集市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晚清政治史。主要著作有《南国风烟》，《隔膜、冲突与趋同──清代外交礼仪之争透析》，《清通鉴 道光卷》。

事后,清廷各级官吏对新式学堂的学生防范甚严,纷纷上奏清廷,称“近日学堂,怪风恶俗,不忍睹闻。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尤不胜洪水猛兽之忧”,“滇省学务腐败已极,若不惩戒,日后必有犯上作乱之事”,要求采取种种整顿措施。

7月12日,在安徽巡抚衙门对恩铭进行祭奠之日,有一人“手提鸡蛋,冒充庖丁,直入后堂”,旋被拿获。神精高度紧张的清官员竟以“冒充庖丁之人,既无发辫”为据,断言此人“自系匪党”,一时闹得杯弓蛇影,人人惊恐。更有传言称,不但安徽警界中有革命党人,即“皖省军界、学界多有革命党匪潜匿在内”,使清统治者颇有革党人无处不有,无时不在,神秘莫测,防不胜防之忧。尤其使他们感到无奈和为难的是,“现在革命邪说浸灌已久,有名之羽翼易捕,无形之煽惑难防”。

10月17日,清廷颁布上谕怒斥各地督抚大员于时事多艰,人心浮动之际,养尊处优,吏治废弛,往往酿成地方巨患。通谕自此以后,“凡督抚到任六个月后,倘所属地方出有巨股土匪重案,定惟该督抚是问”,力图加强地方大员的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感,防范未然。其次,徐锡麟领导的安庆起义使清统治者,特别是清廷权贵惊惧万分。徐锡麟被俘后,不但坦言自己“专为排满而来,做官本是假的”,要“乘时而起,杀尽满人”,而且明确宣称:“我蓄志排满有十余年”,除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外,还准备“再杀铁良、端方、良弼”。这对清廷各级官员具有极其强烈的威慑作用,满族亲贵更是心悸胆寒,如坐针毡,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皆曰“革命军不足畏,惟暗杀实可怕”。“徐锡麟事起,铁良、端方惧。铁良遣安徽人程家柽来东京求和于党人,愿出万金以买其命。”铁良甚至愿出巨资购买《民报》准备刊发的《勉励革命党人完成徐氏未尽之志》一文。两江总督端方在给陆军部尚书铁良的电报中也曾忧心忡忡地说:“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一日”。

直隶总督袁世凯“自闻皖事,几为之悸,于是而病。”北京城内的宫苑衙署,虽均“添派卫兵及巡警队兵,驻扎防护”,“防卫加严,剑拔弩张,如临大敌,但清廷官员仍为之“惶惧异常,有草木皆兵之象……其在颐和园值班各军机大臣及参议政务大臣……颇有谈虎色变之态……均有戒心。”慈禧太后亦因担心有引见人员如徐锡麟枪杀恩铭故事,谕军机大臣,“嗣后各衙门引见人员,暂归内阁验放”,暂停引见。再次,徐锡麟领导的安庆起义致使清廷对待革命党人的政策愈加纷纶歧异,动摇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