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玺，男，1949年10月10日生，汉族，河北省辛集市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晚清政治史。主要著作有《南国风烟》，《隔膜、冲突与趋同──清代外交礼仪之争透析》，《清通鉴 道光卷》。

程德全

安庆起义后,署黑龙江巡抚程德全认为,革命党人或留日学生,蓄谋命,“以激成祸变为乐,以前赴后继为能”。清廷若对其“惩办过严,适以成彼党之名,彰国家之恶”,因而要求政府对革命党人万不可“过事诛求”,“譬诸良医治疾,只求元气充足,百病自可全消,若攻伐之剂过多,必将病入膏肓,本根日削,虽和缓不能治矣”。肃亲王善耆也认为,“革命党人,早已甘心鼎镬,不畏一死,酷型重罚,决难禁止其谋。为今之计,只宜刷新政治,以去党人口实,宽容党人,开其自新之路,因势利导,祸患自可消灭”。否则,“起咫尺之水,搏之可使过颡,一泓之波,积之或至滔天,岂是善计?”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当此天下骚然,民气喧嚣之日,“执典刑以诛败类,犹惧其未也,若畏其持刺而加意抚之,是赏奸而奖乱也。如是则荆、聂之谋,日伏两柱之间,而隐娘、李龟寿之流,且接踵于世也”。

安庆起义后,清统治者认为,“皖省警政久待整顿,经此奇变,善后更急”。

端方特意从江苏调派警官二人,警生八人赴皖,以改革整顿安徽警政。但上海电报局杨彝卿等人却颇以此为忧,致电端方称:安徽“警生甘于胁从,似非严惩不足昭炯戒”,但若因此而疑忌防范,“恐各处办警察者均不无戒心,殊于前途有碍。日日防贼,无是理也”。安庆起义后,“江督端方犹亟亟捕徐父,冯煦(安庆起义后由布政使补授安徽巡抚)力持异议,……端方对于此案力主严办,冯煦升授皖抚后,意主宽大,不欲多所株连”。

后来,冯煦甚至在安庆的大观亭上书写对联一幅:“来日大难,对此茫茫百端集;英灵不昧,鉴兹蹇蹇匪躬愚'。上联是暗中说明革命形势发展,觉得前途茫茫,百感丛生;下联是暗中乞求徐锡麟的阴魂原谅,原谅他是为清室尽了愚忠,不是为了自己。这副对联,名义上是追吊埋骨在大观亭畔的元代死难忠臣余阙,实际上却是对徐锡麟的灵魂表示忏悔”。再其次,徐锡麟领导的安庆起义对清廷的预备立宪活动,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布上谕,决定“仿行宪政”。随后,清廷内部围绕着是否应该及仿行宪政的利弊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纷争。坚决反对者有之,力主速行者有之,倡导缓行者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