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历史总是那么令人着迷：它的历史跌宕起伏，既有傲视群雄的辉煌，也有任人宰割的沉沦；既有力王狂澜的智者，也有疯狂偏执的赌徒。德国的历史为什么如此丰富多彩？我们尝试着从脚下坚实的土地中寻找答案，探寻德国的地缘宿命。

“德意志”在历史上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即使是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德意志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帝国。这种分裂状态，在德意志北部地区尤为明显。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詹姆斯·菲尔格里夫在其著作《地理与世界霸权》中将德国视为“森林地带”的两个典型代表之一（另一个是俄国）。一方面，德国坐落于欧陆的中心，东西南三个方向都可与外界连接；北部虽然有波罗的海相隔，但历史上也无法阻止北欧民族的侵扰。另一方面，由于地处“森林地带”，森林的特点也在持续不断的影响着德意志，由于有森林的阻隔，这一地区的人口中心成分散布局状态，这是明显区别于河流和平原的分布格局的。同样由于森林，这些人口中心之间的交通也比较困难。这一地缘特征，很好地解释了早期德意志四分五裂的原因。同样也间接的证明了铁路革命对德国的重要意义，不过这是后话了。

我们今天要讲述的主角——普鲁士——明显的继承有上文中的地缘特征。我们现在所说的“普鲁士”的核心地带并不是早期由条顿骑士团统治下的“普鲁士公国”，而是今天德国首都柏林及其周边地区，即勃兰登堡。从西边的荷兰经过勃兰登堡一直延伸到波兰，基本上都是平地，没有与外界阻隔的天然屏障，这既是普鲁士最大的地缘优势，也是她最大的安全威胁。早期的勃兰登堡交通非常原始，境内两条主要的河流易北河和奥得河彼此之间也没有联通，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南部国家。

截止到1914年的德国版图

今天的人们经常嘲笑哈布斯堡王朝只会通过联姻扩张自己的帝国。实际上，早期的普鲁士同样如此。正如上文所述，勃兰登堡地区经济落后，没有天然屏障，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保障自身的安全。在此情况下，联姻成为保障安全乃至扩张最合适的选择。勃兰登堡的统治者霍亨索伦家族于1502年和1523年两次与丹麦联姻，希望借此获得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泰因的部分地区，可惜没有出成功。1530年约阿希姆一世的女儿与波美拉尼亚（今天德国与波兰北部地区）的格奥尔格一世联姻，希望借此拿下波罗的海海岸部分地区。不过，在所有联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1535年约阿希姆二世迎娶波兰海德威格公主，经过此后一些列复杂的继承权争夺，最终于十六世纪末将普鲁士公国（也就是以前条顿骑士团麾下的那个）收入囊中。1594年约翰·西吉斯蒙德与安娜公主的联姻又将莱茵河附近的于利希-克莱沃地区的继承权收归勃兰登堡。

开疆扩土的勃兰登堡-普鲁士依然没有躲过残酷的地缘宿命，反而情况更加危险。虽然通过继承权，勃兰登堡将领土向东西两边延伸了很多，但是这些新地区与普鲁士的核心区并不相连，这使得本来就落后的国防雪上加霜。这一点在随后不久爆发的三十年战争中显露无疑。战争初期，勃兰登堡选帝侯格奥尔格·威廉一直努力避免被战火波及。一方面在道义上支持新教会，同时又不和他的妹夫巴拉丁选帝侯一起加入波西米亚的战斗。另一方面，将自己的另外两个妹妹嫁给瑞典国王和特兰西瓦尼亚的王子，同时又坚定地向哈布斯堡王室表忠心，撇清自己与丹麦和英国的关系。使出浑身解数游走于战争各方强国之间，努力将勃兰登堡置身事外。不幸的是，上述努力没有获得成功。不论是华伦斯坦还是古斯塔夫·阿道夫，交战双方都习惯于对所经之地大肆劫掠，而勃兰登堡-普鲁士根本没有还手的能力。与此同时，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更是坚定地认为，法国的霸权必须建立在德意志地区的四分五裂之上，这也成为随后一个多世纪中法国欧陆政策的基础。

三十年战争中，德意志地区是重灾区

纵观德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显著地特点：德国在沉沦许久之后，总能迎来一位伟人力挽狂澜，例如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俾斯麦、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施特雷泽曼和冷战初期的阿登纳。经历三十年战争惨痛灾难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同样迎来了他的救世主，这就是“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在“大选帝侯”即位之初，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很多领土仍旧被外国军队占领。为此，大选帝侯努力打造一支能征惯战的常备军，从1640年他即位之初的3000人增长到1660年北方战争时期的25000人。设置战争军需总处管理财政和资源，这一机构也成为后续多位继承人整顿军备、打造强大军事潜力的重要机构。

勃兰登堡-普鲁士地处中欧十字路口的客观现实，在“三十年战争”中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正如硬币的两面性一样。强大起来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同样可以将这一地缘缺陷转变为最大的外交筹码。三十年战争后的西欧依旧战乱频仍。北边有波罗的海霸主瑞典、西边有路易十四统治下更加不可一世的法国。从尼德兰到西班牙再到波兰，德意志依旧被包围在战火之中。为了将战火阻挡在国境之外，大选帝侯主动出击，先是于1656年与瑞典国王卡尔十世一同击败波兰-鞑靼联军，而后又于1658年与波兰和奥地利一起反对瑞典，1675年在费尔贝林战役中重创瑞典大军。除了战争，结盟同样是大选帝侯的重要政策工具。大选帝侯利用法国与奥地利之间的敌对，与法国盟友瑞典达成协议，获得波美拉尼亚部分土地；1657年斐迪南三世去世后，大选帝侯利用选帝侯的身份，换取哈布斯堡王朝的让步。通过1660年的《奥利瓦条约》，使欧洲各大国承认勃兰登堡对普鲁士公国的主权。为了争取勃兰登堡-普鲁士利益的最大化，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频繁的在法国和奥地利之间更换盟友，以此赢得更好地结盟收获。1670年与法国签订协约，1672年又与哈布斯堡签署协议保护其西部边界；1673年又与法国协商、同年有转向反法同盟。到十七世纪末，勃兰登堡-普鲁士已经成为德意志地区仅次于哈布斯堡奥地利的第二大国。他的曾孙，著名的腓特烈大帝高度称赞道：普鲁士的历史兴起于大选帝侯的统治！

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塑像

地缘格局在随后的几百年里依旧主导着德国的历史。不论是十八世纪腓特烈大帝的叱咤风云，还是拿破仑铁蹄下的屈膝沉沦；不论是俾斯麦的纵横捭阖，还是威廉二世的偏执任性；不论是施特雷泽曼的绝处逢生，还是希特勒的疯狂毁灭。地处欧陆中心地带、强敌环伺的基本地缘格局，迫使德国不停的在四战之地和欧洲十字路口之间摇摆，也塑造了德国人理性的品质和不断进取的强大动力。这就是德国的地缘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