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在位期间，清朝达到了康雍乾盛世以来的最高峰，国力强盛，进一步完成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社会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国库资金存储最高达到7800万两，“是为国朝府藏之极盛”，财力、人力、物力雄厚，而乾隆帝专断独权、好大喜功，有强烈的权利欲，不仅要权力绝对集中，而且要全天下皆服从他一人甚至将其奉为神圣，不允许有不满、轻忽之意，如此的主客观形势，乾隆朝在文化专制方面更为残酷苛刻，甚至造成一种鸦雀无声的局面。

其实，乾隆帝即位之初，改变了雍正帝治政从严之风，效法康熙帝治政从宽，在文化管制方面还是颇为酌情的，但乾隆十六年(1751)发生了涉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的“伪奏稿案”，这样大规模的文字狱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其后清朝文字狱更加频繁，逐渐进入高潮乃至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一朝制造的文字狱主要有乾隆二十年(1755)的胡中藻之狱、乾隆四十一年(1776 )的沈德潜之狱、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徐述夔之狱、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尹嘉锉之狱等等。

这些文字狱很少是真正因反对清朝统治而催祸的，大多是触犯了忌讳、用字不慎不当等，文网严密，吹毛求疵甚至无中生有。乾隆在位六十年所制造的文字狱，比其他皇帝更为惨酷，规模也更为浩大，每一次文字狱的兴起，无不伴随着大批图书的禁毁，如“应毁钱谦益著作书目”、“应毁屈大均著作书目”、“应毁徐述夔悖妄书目”等，往往只要此人有一处悖妄，那他的所有著作全都一并抹杀。“清代的禁书史也就是一部血泪斑斑的文字狱之史。”

比文字狱更具毁灭性的是《四库全书》的纂修。乾隆三十八年(1773 )，在乾隆帝主持下，纪陶等高官、学者开始纂修《四库全书》，也开始了一场延续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 )的大型查禁书活动，对书籍进行焚毁、删削、篡改，这是书籍的一场整合，也是书籍的一场浩劫。一开始乾隆帝的口吻颇为宽松，劝诱与威肋、相结合，“凡有字义触碍，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其中如有低毁本朝字句，必应削板焚篇，杜遏邪说，勿使贻惑后世。然亦不过毁其书而止，并无苛求。肤办事光明正大，断不肯因访求遗籍罪及收藏之人”。

但随着违碍书籍查缴工作的深入，乾隆帝的要求更为苛刻严密，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四十六年(1781)都多次重申禁书之令。统计《文津阁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姚勤元辑《清代禁毁书目四种》、孙殿起编《清代禁书知见录》以及王彬编著《清代禁书总述》可知，这套丛书共收入书籍3400余种，其中子部收入小说家类123种和小说家类存目196种;共禁毁书籍3000余种，其中小说14种。刊布的各种禁书目录有:四库馆奏准禁毁书目326种，军机处奏准禁毁书目970多种，各省奏檄违碍书目、禁书总目、外省移咨应毁书目2621种，等等，各种禁书目录多有重复。江浙地区成了查缴的重点地区。

这场禁书运动，调动的衙门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所涉及，禁毁的书籍主要类型有诗文集、史著、杂著、奏疏等，声势浩大、影响深远。

伴随着惨酷的文字狱和《四库全书》的编纂，乾隆朝的禁书活动更为变本加厉。而在文字狱的压抑阴影下，清廷尤其是乾隆朝的禁书标准也明确清晰，主要有:关于明朝的史料档案、涉及北方少数民族的体现种族意识的书籍、触犯了清廷皇权的忌讳的书籍，这些都被乾隆帝归为违碍一类，必须严禁焚毁的。但是查缴时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导致负责查禁的官员往往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甚至望文生义、无中生有，使得销毁的范围大大扩大。

需要注意的是，制造文字狱和纂修《四库全书》时，所禁毁的主要是包括诗文、史著在内的正经著作，小说戏曲并不是禁毁的重点。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的“不入主流”，在此处倒成了万幸之事，令它们不像诗文、史著一样在这场浩劫中惨遭焚毁，而能够尽量远灾避祸，得以留存。

小说虽然不是乾隆朝查禁的重点，但是并不意味着在动荡的文化环境中能独善其身，乾隆朝在纂修《四库全书》之前，正式下达了3条禁毁小说的中央法令。乾隆三年(1738)议准:

“盖淫词秽说，最为风俗人心之害，例禁秦严。毁不尽;……若不严行禁绝，不但旧板仍然刷印但地方官奉行不力，致向存旧刻销且新板接踵刊行，实非拔本塞源之道。……凡民间一应淫词小说，除造作刻印，《定例》已严，均照旧遵行外;其有收存旧本，限文到三月，悉令销毁。如过期不行销毁者，照《买看例》治罪。其有开铺租赁者，照《市卖例》治罪。该管官员任其收存租赁，明知故纵者，照《禁止邪教不能察缉例》，降二级调用。”

乾隆帝即位之初，效法康熙帝治政以宽，乾隆三年(1738)下达的这条法令，正是查看了康熙五十三年(1714)的定例，加以参照制定的。与之前康雍朝所颁布的法令相比，此条法令不仅禁止刻印、买看、市卖淫词小说，而且增加了禁止“开铺租赁”的内容。租书是普通平民接触小说的重要途径，《生涯百咏》卷一《租书》写道:“藏书何必多，《西游》、《水浒》架上铺;借非一瓶，还则需青蛀。喜人家记性无，昨日看完，明日又租。真个诗书不负我，拥此数卷腹可果。”而乾隆三年(1738)的这条禁令，正是看到了租书的普遍性，将其纳入禁止之列，再次扩大了禁毁的范围，更进一步阻断了民众接触淫词小说的各种途径。同年刑部响应皇帝的议准，奉旨颁行了相应的刑事处罚。乾隆十八年(1753)七月，上谕内阁:

“满洲习俗纯朴，忠义察乎天性，原不识所谓书籍。……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甚至以满洲单字还音抄写古词者俱有。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洲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严行禁止。……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洲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将原板尽行烧毁。”

乾隆帝甚至将满洲纯朴习俗的丢失，归咎为这些所谓的秽恶之书，邪教匪人之乱也是因看此恶书所致。这是清廷第一次明令提出禁毁《水浒传》这部小说。乾隆十九年(1754)又再次禁《水浒传》，将《水浒传》的罪名定为“教诱犯法之书”，要毁其书板，禁其扮演，一体严禁。而在制造文字狱和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 )，几乎每年都会奏准禁毁书籍，尤其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江宁布政使刊布的《违碍书籍目录》和乾隆四十七年(1782 )浙江布政使刊布的《禁书总目》中，都涉及到少数的小说书目。

此阶段禁毁小说与查禁诗文时的标准大致相同，禁毁的主要是书中存在违碍文字、低毁当朝字句的小说，据目前可见资料统计得知乾隆朝共禁毁小说15种，其中有10种是创作于明末清初的历史演义小说和时事小说。大致如下:

1,《水浒传》，以诲盗之罪于乾隆十八年(1753)、乾隆十九年(1754)遭禁。存世版本较为复杂，大致有繁本与简本两个系统。

2,《退虏公案》，乾隆四十三年(1778)江宁布政使刊发的《违碍书籍目录》收入此书。

3,《巢J闯小说》，亦名《剿闯小史》、《剿闯孤忠小说》、《域闯小说》、《忠孝传》，明代懒道人口授，葫芦道人署笔，书中有拥护南明的思想，称满人为“虏”或“靴子”，乾隆四十三年(1778)江宁布政使刊发《违碍书籍目录》收入此书。存世有明弘光元年(1645)兴文馆刊本、清初刻本、清乾隆间抄本、民国间铅印本。

4,《樵史演义》，亦名《樵史》、《樵史通俗演义》，或谓陆应肠撰，书中有违碍之处，乾隆四十三年(1778)江宁布政使刊发《违碍书籍目录》收入此书。存世有清初刻本。

5,《定鼎奇闻》，亦名《新世弘勋》、《盛世弘勋》、《新史奇观》、(( )ilk治皇过江全传》、《铁冠图全传》、《新世弘勋大明崇祯传定鼎奇闻》，清顺治间蓬篙子撰，全书以《剿闯通俗小说》为蓝本，“详载逆闯寇乱之因由，恭纪大清荡平之始末”(庆云楼刻本卷首题字)，乾隆四十三年(1778)江宁布政使刊发《违碍书籍目录》收入此书。存世有清顺治八年(1651)庆云楼刻本、顺治八年(1651)载道堂刻本、嘉庆十一年(1806 )文渊堂刻本、光绪十八年(1892 )文运堂刻本、姑苏稼史轩重刻本。

6,《虞初新志》，清涨潮编，“内有钱谦益、吴伟业著作，应铲除，抽禁。”乾隆四十三年(1778)江宁布政使刊发《违碍书籍目录》收入此书。存世有康熙间刻本，乾隆间刻本，嘉庆间刻本，民国铅印本。

7,《五色石传奇》，清代笔炼阁主人编述，成书于康熙前期或乾隆初年，徐述夔系文字狱中著名人物，其一切著作均遭禁毁，乾隆四十三年(1778)江宁布政使刊发《违碍书籍目录》收入此书。除八卷本外，另有《遍地金》四卷和《补天石》四卷，实即《五色石》之前四卷和后四卷，当为书贾割裂本书而改题书名。

8,《八洞天》，清初徐述夔撰，徐述夔系文字狱中著名人物，其一切著作均遭禁毁，乾隆四十三年(1778)江宁布政使刊发《违碍书籍目录》收入此书。此书刊行后，颇具影响，还被译成满文。

9,《归莲梦》，苏庵主人新编、白香主人校正，乾隆四十四年(1779)湖北巡抚姚成烈、乾隆四十六年(1781)两江总督萨载均奏毁此书。存世有康熙、乾隆间清得月楼刻本。

10,《英烈传》，全名《皇明英烈传》，亦称《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官板皇明全像英烈志传》、《绣像京本云合奇踪玉茗英烈传》，《绣像京本云合奇踪玉鼎英烈传》改题为《云合奇踪》乾隆四十六年(1781)，湖南巡抚刘墉奏查禁毁此书。存世有明三台馆刊本、清怀德堂与英德堂刊本、金陵德聚堂刊本。

11,《镇海春秋》，明代吴门啸客编，内容与《辽海丹忠录》近似，“事词指，俱多违碍”，乾隆四十六年(1781)，浙江巡抚陈辉祖奏缴禁毁此书。存世有明崇祯刻本。

12,《丹忠录》，亦名《辽海丹忠录》，陆人龙著，翠娱阁主人陆云龙序，成书于崇祯三年(1630)，写辽东战事，真实再现明王朝和后金政权的争斗，乾隆间四十七年(1782 )浙江布政使刊发《禁书总目》收入此书。存世有崇祯翠娱阁刻本。

13,《说岳全传》，清钱彩撰，以“有指斥金人语，词多涉荒诞”为由遭禁，乾隆间四十七年(1782 )浙江布政使刊发《禁书总目》收入此书。刊行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存世有同治刻本。

14,《精忠传》，因“多有未经敬避之字样及指斥金人之语”被禁毁，乾隆间四十七年(1782 )浙江布政使刊发《禁书总目》收入此书。存世有明黎光楼刻本、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石印本。

15,《蓬轩别记》，明杨循吉撰，此书载于《清代禁书知见录》，未知具体遭禁年份，只确定在纂修《四库全书》期间，即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 )间遭禁毁。存世有顺治间《续说郭》本、明冯梦龙辑《五朝小说·明人百家小说》清初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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