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5月28日，贝尔·拉雪兹神父公墓留下了巴黎公社最后的剪影。抵抗到最后一刻的巴黎公社社员，被凡尔赛军队——他们刚从普鲁士战俘营中被释放，专门用来攻击巴黎的同胞——赶到了墙角，机关枪代替了步枪，屠杀代替了行刑。被俘的社员们因为长得高点矮点、穿得脏点干净点，或者受伤的鼻子比别人显眼一点，看得顺眼或不顺眼一点，被加礼费侯爵将军选出来当场处死，将死而未死的人们被连同尸体一起活埋……无产阶级建立自己政权的第一次尝试，在坚持了两个多月后被扼杀。

马克思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通讯书记，从普法战争开始，就一直关注巴黎的命运。他断言普法战争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转移国内矛盾的王朝战争，借着拿破仑帝国名声还魂的路易·波拿巴，在依靠腐败笼络人心、依靠坑蒙拐骗维系统治无法继续之后，选择了孤注一掷，进行一场国家命运的赌博。此时的俾斯麦则致力于普鲁士势力的扩张，两个战场上剑拔弩张的敌人，心照不宣挑起两个民族的战争，实现了资产阶级的共谋。法国的失败招致普鲁士的入侵，王朝战争蜕变成征服者战争。国际工人协会从一开始就号召德国和法国工人抵制这场非正义的战争，拒绝成为战争的炮灰。马克思则将对于普鲁士容克政权的愤恨，对革命的故乡法国的热爱，对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赞美，对资产阶级虚伪残忍的嘲讽，熔铸成为这份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

巴黎公社的成立背景，是资产阶级国家作为阶级统治暴力机器的本质属性日益暴露。从法国革命史开始，革命多由资产阶级领导，借用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实现政治要求。1830年的七月革命，将政权从地主贵族手中转移到了大制造商手中；1848年的二月革命，则将政权转移到统治阶级的联合体秩序党人手中，并最终成为孕育路易·波拿巴这一怪胎的温床。资产阶级每一次利用工人之后，都会对昔日盟友进行缴械和报复，每一次都给了贪污腐败以更广阔的舞台。一次次血的教训，使得工人阶级认清了资产阶级的本性，识破了宗教、历史、等级等观念的遮蔽，也彻底摆脱了对于国家的迷信。国家不再是“建立在人为促成的错觉和传统的偏见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切身利益和实际需要之上，成为随时付诸的现实行动。1871年3月18日，起义之后的巴黎人民没有交出武装，没有让出权力，而是欢呼“公社万岁”，成立了帝国的直接对立面——巴黎公社。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代议政治、三权分立、党派竞选以及官僚统治的专业化技术，都成为束缚公社的桎梏。这批天才的设计者们，以革命的灵感和激情，建立了不同于以往的新型组织形式。人民自己起来管理和监督自己，必将意味着行政和政治管理成本的大大降低，公职人员不再是高不可攀、只能委托给少数特殊阶层的职务。巴黎公社就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主人，重新拉回到了人民勤务员的地位。公社是一个议行合一的组织，成为公职人员，不意味着当官做老爷，更不能“自以为是”“埋头在文牍主义的办公室里”，躲在代议制的背后私相授受，必须走到人民中间实干，并接受评判。“公社可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诩决不会犯错误，它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律公布出来，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让公众知道”。这里共同的精神就是“反对特权”，决不允许把国家机器从社会中割裂开来，成为独立于公共利益之外的官僚阶层。革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和消灭剥削，而不是推翻一个政权改朝换代，产生新的剥削基层和社会赘瘤。这就是巴黎公社的革命意义。

巴黎公社极大地释放出了人民的政治热情，“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花花世界的巴黎消失得无影无踪，伏尔泰启蒙思想正在成为现实，在“劳动共和国”里科学真正起到了作用。公社“拯救了中等阶级”，更没有资本家宣言的恐怖，警察、国民自卫军都由民众产生，知道为谁而战，去向何方。而巴黎公社宣言提出的在法国建立公社的倡议，也得到了外省诸多地区的共鸣和呼应。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旧世界一看到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便怒火中烧，气得浑身颤抖”。遮遮掩掩迷惑不了敌人，只能麻痹自己。缺乏经验的公社对资产阶级仍然抱有幻想。成立了国民自卫军之后，没有攻击逃往凡尔赛地区的国民议会及其政客，反而希望通过谈判和平共处，推翻了象征侵略的拿破仑像，却对于普鲁士的干预缺乏警惕。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过于绅士风度，“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没有掌握银行以迫使资本家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也没有干预金融系统的运转，导致用于镇压自己的军费源源不断地向外支付。资产阶级在凡尔赛架起炮台轰击自己首都，用新闻媒体营造出公社社员纵火的谎言，在多次假惺惺谈判之后，梯也尔纠集凡尔赛军队，借道普鲁士占领区进入巴黎，扼杀了公社，并开始疯狂报复和血腥屠杀。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公社失败了，公社的精神则成为国际共运史和人类革命史上一座永远的丰碑。“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从巴黎凡尔赛宫到圣彼得堡冬宫，26年后十月革命的胜利，也可以视为巴黎公社结成的硕果。《法兰西内战》这本用英文写就的作品，则于1871年由恩格斯翻译成德文出版，并很快翻译成法、俄、意、西等多种文字，第一个中译本于1938年由吴黎平、刘云（即张闻天）翻译，延安解放社出版，在国际共运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意义。

站在21世纪回望《法兰西内战》，不由赞叹思想家的精准预见。马克思揭露出普鲁士以军事安全为由逼迫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虚伪，并预言德国最终要为这种短视付出代价。一场战争的胜利，最终导致国家的失败。一战到二战，剥夺与被剥夺，仇恨与反仇恨，德法两国恩怨情仇绵延了半个多世纪才艰难和解。反观今日世界格局风云变幻，在丛林法则、弱肉强食、零和博弈的传统安全观笼罩下，强权国家以邻为壑，靠剥夺他人的安全获取自己的安全，招致一片反对，再次证明了马克思穿越时空的科学预言。（淼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