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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县志》中有一段记载，1684年，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时，在河道总督靳辅的陪同下，“步行阅视十余里，虽然泥泞没膝，亦不辞其艰”。身为一国之君的康熙皇帝，身不在江南风光山水中游历，却跋涉在一片泥地里，身后的随从也是人人一身污泥，似乎颠覆了人们的想像。天子南巡自是声势浩大，却也不是游山玩水、吃吃喝喝那么简单。

康熙皇帝一行所在的泥泞之地，就是“清口水利枢纽”所在地，它位于江苏淮安码头境内。明清时期，这里曾是大运河、黄河以及淮河的交汇处。从明万历六年一直到清咸丰五年，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清口水利枢纽”一直是大运河沿线工程设施最多、国家投入最大的综合水利枢纽。

《康熙起居注》一书中也记载了在那一次巡视后，康熙皇帝嘱咐靳辅：“肖家渡、九里岗、崔家镇一带，皆吃紧迎溜处，甚为危险，所筑长堤与逼水坝，须时加防护”。皇帝管得这么细，足以说明“清口水利枢纽”的重要性。康熙皇帝还亲自指挥操理和监督这里的水利工作。码头镇内那块立碑亭里“御码头”的遗迹，相传就是当年康乾二帝南巡清口时乘船登岸的地方。而该地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我国古代的春秋时期。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攻打北方的齐国，开凿了一条人工河，把当时的长江和淮河两大河流连通起来，这条古老的运河被称为邗沟，也就是今天淮安和扬州之间大运河的前身，是中国大运河中历史最悠久的一段。古邗沟在中国水运史上曾有着重要的地位。古末口(淮安区境内)曾经是邗沟与淮河交汇的地方，由于河道的变迁，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壮观景象，只留下了依稀可辨的河道遗址。距古末口以西约20公里的地方，便是清口所在地，只不过在春秋时期，清口附近并没有水利枢纽。大运河与淮河曾经平稳交汇，漕运也是畅通无比，清口水利枢纽又是怎样形成的呢?这要从黄河改道说起。

公元1194年，南宋绍熙五年八月，黄河南堤决口，滚滚黄河水一路向南，通过泗水入淮，两条河流共享一条河道从江苏北部向东出海，这就是中国河道史上著名的“黄河夺淮入海”。从此，淮安附近形成了黄河、淮河、运河三河交汇的局面，而交汇处就在清口。由于黄河下游不断决口，清口以南依赖高家堰一线长堤拦蓄淮水东侵，因其地势低洼，被一路而来的黄河水、淮水带来的大量泥沙逐渐淤高了湖底，水位不断抬高溢出，淹没了附近许多小湖群，形成了偌大一个洪泽湖。如遇洪水肆虐，洪泽湖水势大涨，高家堰一旦决口，其湖东的淮河下游淮安、扬州等附近七个州县，将成一片汪洋。历史曾有过淮安房倒屋塌、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景象。治理淮河河道，保证运河畅通的工作从此持续开展。六百多年来，以防洪排涝、治理淮河河道、疏浚运河航道而修建的堤坝、引河、减水坝层出不穷，一个浩大的水利枢纽逐渐形成。

清口水利枢纽，不但关系着大运河正常的漕运交通，也保障着淮河下游百姓的平安。清朝三百年间，淮安水灾有增无减。康熙十五年一场大水，使得高家堰大堤决口，淮河下游民田被淹，淮安以下州县一片汪洋。由于清口淤塞，地处淮河之滨的泗州古城与明代祖陵也被倒灌的湖水吞没。这一巨大的水患，不仅给苏北一带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严重灾难，而且还直接威胁到国家每年四百万石漕粮的北运。此时康熙皇帝正忙于平定三藩战争，运河不通，漕运通道受阻，无异于釜底抽薪，对平定三藩极为不利。因此，康熙皇帝痛下决心，要对黄河、淮河以及大运河进行全面治理。并“以削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厪念，书而悬之宫中柱上”，时时提醒自己，致力付诸实施。《清圣祖实录》中记载，他派重臣冀如锡(工部尚书)前往水灾现场进行考察，并要求他们“将河上利害情形体堪详明，各处堤岸应如何修筑，务为一劳永逸之计，无得苟且塞责”。

黄淮河患一直是康熙皇帝的牵挂，“三藩之乱”刚刚平息，他便立马动身来到江南治河重镇了解水情，“清口”必来之。公元1699年，他在高家堰一带亲自测量洪泽湖水位后指示，洪泽湖水位低于黄河水位，势必造成黄水倒灌。为了减少黄水倒灌的机会，康熙提出了治河的总设想，即筑坝与深挖河身并行的方案。这一方案后被乾隆评价为“俾避清口倒灌之患，实釜底抽薪之良策”。由于康熙皇帝亲自操理和监督，治河逐步收到成效。其时开挖陶庄引河、筑挑水坝、归仁堤，疏芒稻河、开大通口及仲庄闸移至杨家庄等一系列水利工程，皆是由康熙实地巡察后亲自定夺实施完成的。

康熙皇帝知道，要保证漕船顺利通行，治河的关键在于清理淮河中淤积的泥沙，只有降低淮河河床的高度，才能保证运河顺利汇入淮河，而这需要用什么方法去清理呢?康熙十六年的第一天，北京紫禁城内，康熙一连收到八道奏折，这八道奏折都出自靳辅。康熙任命靳辅河道总督前往淮安治理河道，这位45岁的朝廷重臣经过两个月的详细考察之后，连上八道奏折，向康熙皇帝阐述自己的治河计划。靳辅发现，清口处的泥沙虽然会阻挠淮河出海，但淮河水涨时，自然会被水力冲掉，恢复原样，这让他思路大开。泥沙的淤积与水流速度有关，增大水的流速，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靳辅在河道中修建了束水坝，有缕堤、遥堤、月堤、隔堤等，这些堤坝的共同作用是约束黄河水流，提高水流速度。靳辅又借抵住洪泽湖湖水的高家堰大堤而加强水力，“刷黄”入海。这套方法称为“束水攻沙”。其实“束水攻沙”并非靳辅发明，它是明万历年间治水专家潘季驯提出的“蓄清刷黄”策略，并且收效显著。清代治水官员一直奉以为圭臬，靳辅再次把它用到了治河道的实践中，为康熙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然而，“蓄清刷黄”的前提是要不断加筑高家堰大堤，而且在“淮弱黄强”或“淮强黄弱”的水情下方可奏效。若遇上“淮强黄强”以及泥沙沉积、水利设施老化，洪泽湖周边会有水灾之虞。事实上在潘氏的指导思想下，治河官员做的最多的便是不断加筑高家堰大堤。因为它是“湖东”的一道防洪利器。乾隆七年六月的一场洪灾，暴雨恰好导致“淮强黄强”，水势异涨，湖东(江苏)、湖西(安徽)均成一片汪洋。于是，在防洪、泄洪问题上，高筑的大堤便成为上下游民众争议的焦点。面对开不开闸放水、淹湖东还是湖西，乾隆皇帝有很强的倾向性。

自明代中后期以来，江南已是朝廷财赋重地，来自长江中下游的盐税与田赋，通过大堤以东的京杭运河，陆续运往京师。如果大堤开闸泄洪，势必会影响到运河河运，朝廷粮船、盐船将有倾覆之忧。为维护运道，洪泽湖畔的堤坝只能加筑，不能降低，更不能开闸，这似乎是历朝统治者的共识。在大堤上建减水坝也不失为一种良策。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到洪泽湖视察水利工程时，发现高家堰到蒋坝之间大堤上只有三座大坝，一到夏秋时节洪泽湖水位上涨，再遇有洪水，势必排泄不畅，引发水灾。他接受了河道总督高斌的建议，再增加两座，以加大排水力度，既保证了大堤安全，又即时排减上游的洪水。事实上，清朝的河臣们也是一直在这样的框架中寻找疏导办法的。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家堰大堤也就越筑越高，越筑越长，从码头镇、武家墩一直延伸到洪泽湖蒋坝。

这条全长60多公里的大堤也叫洪泽湖大堤，它由条石砌筑而成。条石间缝隙严密，凿有凹槽，并用铁锔相连。铁锔上铸有铭文，比如道光四年(1824年)，林则徐负责修筑的大堤镶嵌的铁锔就铸有“林工”两字，大堤在质保期内，如发生溃堤，铁锔出现，谁的责任显而易见。可见这条大堤对封建统治者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清政府为此投入的财力也是前所未有。清政府在清口水利枢纽修筑而建的闸、坝、堤、堰、转水墩等，种类和数量上都创下历史最高，在大运河沿线上也是最具有科技价值的水利节点之一。

经过明清两朝历任河道总督、漕运总督们的努力下，大运河的漕运一直保持着畅通。到了1855年的清咸丰五年，黄河再次改道，回到了宋代以前向北的老河道上，终于结束了黄河夺淮入海的局面。

清口水利枢纽包括顺黄坝遗址、天妃坝遗址、天妃闸遗址、古码头、古涵闸、古寺庙、古城址，还有保存完好的洪泽湖大堤、康熙礼坝、乾隆智坝、道光信坝等近百处实物佐证。它作为大运河淮安段重要的遗产区，2014年6月，随同中国大运河整体打包被录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了淮安首个世界级文化遗产之一。

作者：黄迎红，江苏省淮安市。

(本文为“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社科联+北京市网信办”联合主办的“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发布活动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