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开启了变法运动。利益受损的顽固派团结在慈禧周围进行反扑，最终，在卑鄙的告密者袁世凯出卖下，百日维新以康、梁流亡，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落幕。历史真相果真如此吗？

咸丰帝去世后，5岁的同治帝登位。慈禧逐步打倒政治对手，开始垂帘听政。同治是慈禧独子，备受宠爱。同治早死，并无后代，慈禧只好从咸丰帝的七弟处，选了一个孩子继承大统。1875年，四岁的爱新觉罗·载湉成为大清国第11位皇帝，年号光绪。光绪不但是咸丰的侄子，还是慈禧的外甥——光绪的生母是慈禧的亲妹妹。

1886年，光绪15岁。这一年的7月11日，慈禧召集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奕譞、领班军机大臣等朝中重臣开会，光绪也参加了会议。在这次国家核心要员参加的会议上,慈禧说，光绪已经长大，自己想借此机会撤帘归政，让光绪主政。

太后的决定一宣布，光绪小皇帝当即长跪恳辞。醇亲王等重臣也以时局不稳为由，请慈禧暂缓归政，再送年轻的皇帝一程。慈禧坚辞不受，决意在第二年让光绪亲政,并于1889年他18岁时归政。

历史学家认为，慈禧当时确实真心想要归还权力。但一个政权，除了最高领导人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他们的影响也不容小觑。眼看无可挽回，朝中大臣又想出一个“训政”的制度，即事前请示、事后报告制度，确保政治决策、人事调整等重大事宜，仍由慈禧把关。但是，这却导致了一个结果：权力没有完整移交，出现了两个权力中心。

当时，清政府又遭遇了一场巨大的失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最精锐的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中国与日本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之后，又发生了德国租借胶州湾事件（注：1897年11月13日，三艘德国军舰突然驶进往日平静的胶州湾，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舰上官兵竟顺利登陆并占领了青岛）。

清政府在外交上的不断失利，转变成了巨大的国内压力。朝野都有声音，呼吁政府效仿日本，维新变法。这其中，最知名的是康有为。

光绪皇帝不甘做亡国之君,《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不久，他就发布了维新诏，让各位大臣提建议。这些做法，包括之后决定变法，光绪都请示过慈禧，慈禧根本没有表示反对，慈禧只是要求辫子不能剪，服装不能改，各种礼仪不能改。

当时对光绪变法限制最大的不是慈禧，而是恭亲王奕訢。他是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首席大臣，位高权重。奕訢也并非顽固派，与光绪不同的是，奕訢认为清朝的改革，应该逐渐、缓慢推进。5月30日，恭亲王因病去世。奕訢临终前，还建议光绪尊重慈禧太后，在用人上要格外小心。

不过，年轻的光绪帝已经按捺不住，不想再小心行事。恭亲王去世13天之后，1898年6月11号，光绪皇帝就发布《明定国是诏》，决意变法。之后，变法的 103天中，每天都有诏令颁发。

虽然光绪贵为一国之君，但想推动清朝这艘大船调转方向，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3月11日，康有为通过总理衙门上奏光绪，提出了一份全面整治改革的方案，其中有设“待诏所”、允许天下人上书的建议。这则建议成功吸引了光绪的注意，他做了批注，要求总理衙门研究讨论。总理衙门的重臣们经过研究，全盘否定了康有为的建议。光绪很不爽，又没办法，暂时搁置了两天，再下旨让总理衙门再讨论。

军机处、总理衙门几经讨论，终于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法：各级公务人员上奏，经过各堂官代奏；士民上书言事，通过都察院。这也意味着，康有为仍然无法直接与光绪沟通,仍须通过第三方。但这个制度，成为戊戌变法失败的一个诱因。

8月2日，光绪正式发上谕：“部院司员有条陈事件者，著由各堂官代奏。士民有上书言事者，著赴都察院呈递，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隔。”

十多天后，一位名叫王照的礼部官员写了一封奏折，建议光绪、慈禧到日本等国游历，知日本崛起之由，然后晓谕臣民，以变风气。这个建议过于惊世骇俗，礼部堂官认为，这是将皇帝、太后陷于敌国，大为不利，要求王照撤回或者修改。

光绪知道这件事后,大为震怒——他可能早就对这些老臣有所不满了——当即亲自写了一封谕旨，罢免礼部六位堂官。紧接着，光绪又破格提拔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人，让他们以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

就在罢免礼部六堂官前几天，光绪帝还曾下谕旨，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大理寺等衙门裁撤，同时裁去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巡抚事归同城之总督兼管，河东河道总督裁并河南巡抚兼管。一时间，京城人心惶惶，政治流言四起，权贵们忧心忡忡。

从变法之初，光绪就一直遵循着事前请示和事后报告制度，将重要奏折送到慈禧处阅览，一些重要人事安排，也先同慈禧商量。但罢免礼部六堂官，提拔谭嗣同等人一事，成了少有的例外。这件事显然引起了慈禧的不满。再加上其中一名官员的妻子趁侍奉慈禧“宴游”之便，哭诉“尽除满人”等“乱家法”的事情，慈禧有点坐不住了。

有历史学家分析认为，康有为一直企图在清朝现有政治体制之外，建立由其控制的议政机构，并由此进入政治核心。他先是上奏设立“制度局”，后又代他人上奏设“议政处”，之后，他的学生梁启超又代他人上奏设立“懋（音mào读冒）勤殿”。康梁提到的这些议政机构，光绪帝非常认可。只是，朝中大臣极力反对。

慈禧的态度也是如此。总理衙门、军机处大都是她认可的重臣，在她的掌控之中。如果同意开懋勤殿，意味着光绪可以绕过这总理衙门和军机处，直接与不受自己控制的康有为等党人讨论政治问题，这是对她本人权力的挑战。虽然此前慈禧曾决意归政，把权力交还给光绪，但主动让位和被动失去权力,性质截然不同。

历史学家张鸣分析，光绪之所以敢在权力上挑战慈禧，很可能也是受康有为的影响，这实际上显示了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他们非但没有建议光绪争取慈禧的支持，反而“无端地去刺激西太后”，而另一些原本对维新有好感的朝廷要员，如李鸿章等，他们又排除掉了，结果，只剩下光绪和一些低级别的官员，与整个官僚系统和掌握了大清帝国三十多年的慈禧开战。

胜负从一开始就已经确定，各路老臣的怨言，不断飘向颐和园。慈禧也发现，光绪越来越不受自己控制。9月14日，见过慈禧后，光绪觉察到自己正处于危机之中。他给自己信任的维新派官员杨锐下了一道密诏。光绪问杨锐，有没有好办法，能开掉那些无能老人，让有能力、有勇气的年轻人上位，让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拂逆太后的意思。杨锐在给光绪的建议中提到，康有为过于激烈的言辞举动，最终会影响光绪，因此，“康不得去，祸不得息”。

据军机处的《上谕档》记录，光绪后来发了一封上谕，要求康有为离开北京，到上海办报。至此，戊戌变法中，彼此对立的各方，矛盾白热化了。

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了袁世凯，将他的官职由三品提升为二品。随后，光绪帝下谕旨，“责成（袁世凯）专办练兵事物”，并且给了他上奏权。显然，光绪帝有培养袁世凯为自己人的意思。

康有为则连续收到了两道谕旨。一则是明发上谕，要他离京，另一则是9月18日，林旭传来光绪的口谕，再次催他动身。据后世史学家研究，光绪之所以这么做，是给慈禧看的,让她了解到，自己与康有为要断绝关系了。

但康有为则有了另一种大胆的联想：皇帝是否已经被慈禧控制，只能借这种方式，向自己传递信号？

9月18日晚上，为了营救想象中深陷囹圄的光绪，康有为请谭嗣同拜访袁世凯，请他出兵，包围圆明园，劫持慈禧，营救光绪。

1898年10月6日，康有为在香港接受了英文报纸《德臣报》的采访，期间，他大肆攻击慈禧，说光绪已经认识到慈禧不是真正的母亲，而自己才是光绪帝信任的人。康有为还篡改光绪帝的口谕称，自己受皇命在海外活动，准备恢复光绪的权力。

康有为的此番言论,把光绪推向更危险的境地。史家猜测，慈禧应该是听到了康有为等人活动的传闻，于是下旨捉拿康氏兄弟。而袁世凯听闻慈禧的动作，以为她已经知道“围园劫后”的事情，于是将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计划和盘托出。至此，光绪终于失去了慈禧的信任，暴怒之下的慈禧，开始满城搜捕维新党人。

持续了103天的戊戌变法，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