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早在秦朝初期，秦始皇东巡派人入海求仙时就曾住在北戴河；曹操更是在此留下了“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天下名篇。1898年，清政府宣布将北戴河海滨辟为“允中外人士杂居”的避暑地，中外名流、富商大贾、传教士络绎前来，购地筑屋，兴建别墅，一时间成了“东方火奴鲁鲁”。这个美丽的海滨小城因此与许多政治人物、历史事件结下不解之缘。张学良，这位传奇人物的命运也曾与北戴河息息相关。他来过北戴河三次，在这里，张学良将军度过了一生中几乎是最难忘的时光，从军事、政治到情感，这段岁月事关他一生命运，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光芒。

一、 张学良第一次来北戴河

1924年夏天，张学良第一次来北戴河。当时，直奉二次大战正在紧张的酝酿之中。为扩充军备，取得空中优势，张学良花重金从法国购买了水上飞机，飞机由轮船运抵秦皇岛港后即运往北戴河赤土山机场试飞。

在当时的中国，水上飞机是新生事物。这一年的春天，张学良从国外聘请教官，购进各类飞机120架，组成东北军空军，自任空军总司令，并亲自学习飞机驾驶技术，立志要让东北军空军实力成为全国之冠。这次张学良一行来秦皇岛试飞，便抱有这个目的。

张学良带着飞机和飞行人员来到海滨之后，首先拜访了北戴河地方自治组织公益会会长朱户钤先生，朱启钤也是张作霖的世交好友。之后，热情邀请他们全家到海边观看水上飞机试飞。那天中午，朱户钤先生设宴款待了张学良一行。饭后，朱户钤的儿子朱海北陪同张学良游览联峰山，参观了观音寺、骆驼石、莲花石等，还在莲花石公园打了几场网球。朱海北后来成了张学良将军的侍卫副官。

次日一早，张学良即返回奉天。这次的行程虽短，但北戴河给张学良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二、张学良在北戴河有栋楼

张学良在北戴河的别墅，不是张家楼，是章家楼。与北戴河其他老别墅一样，章家楼沉淀着百年的历史和人文，留下了时代的印迹，堪称一部鲜活的史诗。

章家楼建于1925年，为章瑞亭所建，由奥地利工程师盖苓设计，本地建筑商阚向午承包施工，是一栋用蘑菇石砌成的两层别墅，实际上有三层，由于北戴河夏季略显潮湿，底下一层更多有防潮的作用，从台阶拾级而上直接就到第二层了，进门是一个客厅，有西式的壁炉。别墅的门台、柱式、门窗等都被加意修饰，颇有西欧风味。外部强调利用花岗岩，凝重、规整、典雅。楼南是两扇西式雕花大铁门。屋顶有个小阳台，可以远眺大海。在屋顶上西侧，有一个风向标，上面镂刻着四个数字——1925。主楼后面是章瑞亭为儿女盖的附楼，小巧俊秀，廊楣雕饰，红瓦黄墙，配上绿色的百叶窗，显得静谧雅致。附楼东北方向是栽种了松林的自然式庭园，不是很大，精细灵巧。主楼和附楼之间有走廊相连。主楼东侧有荷花池，西侧有网球场，前有花坛，西南角建有凉亭，院子里还有一口井。庭前的赤松是名贵树种，树皮赤红，枝叶繁茂，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经过百年风云，院子里的朝鲜杨、白皮松等已是郁郁葱葱，高耸入云。

章瑞亭是近代著名实业家，在天津经营恒记德军衣装、恒源帆布厂、北洋纱厂等企业，与张作霖关系密切，东北军的服装完全由恒记德承做。因为这层关系，张学良将军曾两次在章家楼借住，使这栋别墅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1929年7月，张学良第二次来北戴河，就借住在章瑞亭别墅里。此后，1930年的中原大战期间，张学良将军第二次入住此楼。因此，人们倒是忽略了别墅原来的主人，而习惯性地将这栋别墅称之为“张学良楼”。

1932年初夏，以英国李顿爵士为首的国联调查团要到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和战争责任。事前他们到北平会见张学良了解当时背景，并要求为调查团提供一个清净幽雅的地方，便于其调查报告书。张学良将军认为北戴河最合适，指定北宁铁路局局长高记毅等人组成“国联调查团海滨招待组”，专门安排国联调查团在北戴河的生活起居，这个招待组就设在章家楼。后来的调查报告书也是在此起草的。当然，在日本占领东北并炮制伪满洲国既成事实的情况下，这一“调查”毫无结果。

此后章家楼几易其主，后为曾任北戴河海滨自治公益会会长的殷桐所有。抗战胜利后，因殷曾在汪伪政府任职，此别墅被国民党政府按汉奸产没收。这栋楼1949年被人民政府接管，被中央办公厅接收后，编号为6号楼。

1954年，毛泽东同志来北戴河就下榻在章家楼，并在此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后来，李敏、李讷和毛远新随毛主席到北戴河时，也都在这栋楼住过。

再补充介绍一下章家楼的设计者奥地利人罗尔夫•盖苓。他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参加过一战，被俘后关进俄罗斯远东监狱。1920年2月，盖苓取道满洲里来到中国，第一站就到了北戴河。当时北戴河开始开发海滨度假区，盖苓毛遂自荐，找到开发北戴河的总指挥、地方自治公益会会长朱启钤。盖苓对建筑的理解与感悟，打动了朱启钤，朱启钤把他留在身边，他几乎被任命为北戴河海滨的“总建筑师”，亲手设计了莲峰山钟楼、西山拱桥、海滨酒店，以及一大批欧式别墅小洋楼。作为欧式建筑设计家的盖苓，他把西方先进的设计理念带到了中国，与中国传统的建筑艺术融会贯通，形成多元化的艺术构思，产生了独特的美的效果。

三、张学良与赵四小姐情定北戴河

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在北戴河是第二次见面，但就是在这两人走到了一起，成就了一段千古传颂的佳话。

他们的初次相识是在天津。经过直奉二次大战，奉系取得了绝对胜利，天津成了东北军的势力范围。1927年春天，在天津大华饭店的舞会上，张学良初识了赵四小姐。赵四小姐名叫赵一荻，又名绮霞。她的父亲赵庆华在北洋政府中担任过交通次长。赵一荻在家排行第四，家里人叫她赵四，外边人都称她为赵四小姐。这位小姐外惠内秀，才华横溢。她与张学良在天津相识的时候，是以朋友的身份相互往来，但友谊迅速发展。

1929年7月，宣告东北易帜归顺南京政府的张学良到北平出席了有蒋介石、阎锡山参加的所谓“三巨头会议”。会后，张学良正要返回奉天时，夫人于凤至发来电报，告知幼子因病夭折。惊闻噩耗，张学良悲伤难于自拔。在这种情况下，副官们商议，为免触景生情，不如先去北戴河休养一段时间再说，张学良同意了这个安排，第二次来到北戴河。

随后不久，赵四小姐和她哥哥也来到了北戴河。张学良与赵四小姐这次在北戴河相会，使两人原已亲密的感情，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当时，赵四小姐下塌在毕琪饭店，与张学良住的章家楼很近。在北戴河期间，张学良经常到她下榻的饭店，每日游泳、打球，晚上则与佳人共舞，在那里过上了一段情意绵绵的时光。朱海北后来在《风云变幻的北戴河海滨》一文中讲到：“在这段时间里，学良将军生活得比较惬意，每日游泳、垂钓、跳舞、打球，寄情山水，并和赵四小姐得偕白首之约。”

两人的恋情公开后，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赵四小姐的父亲赵庆华勃然大怒，专门在报纸上发了一个启示，与赵四小姐正式脱离关系。 面对着来自家庭的巨大阻力，勇敢而又自信的赵四小姐并没有屈服，她不要名份，不怕责难，毅然抛开一切，与张学良订下了白首之约。张学良回到奉天不久，赵四小姐毅然离开天津出走奉天，与张学良结为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伴侣，成为张学良的“这是我的姑娘”。这时，她刚17岁零4个月，自此两人风雨同舟七十多年。

“为什么才肯舍己？只有为了爱，才肯舍己。世人为了爱自己的国家和为他们所爱的人，才肯舍去他们的性命。” 许多年后，赵四小姐在《新生命》一文中这样写道，诠释了她和少帅对人情的豁达和对爱的忠贞。

四、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北戴河骑驴被罚款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戴河，道路不平，交通工具也不太完善，北戴河地方自治组织公益会出台规定严禁在海滨使用汽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游客往来大多是骑驴或者肩舆。士女骑驴成为当时北戴河海滨的十大胜事之一，有诗这样描述“得得行来不用扶，倒骑侧坐弄娇躯”。

1929年夏天，张学良来到北戴河后不久，就将夫人于凤至也接至北戴河。于凤至与当时北戴河的时髦女子一样，骑着毛驴出行，有一天，她由西一路出来沿西海滩路东行，道路两旁风光旖旎，于凤至欣赏着如画美景竟忘了控缰，到第六桥时毛驴已走上人行道，当即被路警阻止，告知她违反了交通规则，应该被罚款。于凤至听了急忙下驴道歉，不但交了罚款，还掏出10个大洋奖励路警，夸奖他尽职尽责。这件事被《益世报》的记者碰上做了报道，登载于天津《益世报》上，成为北戴河及北平、天津一时盛传的佳话。

《尚书》里说：“箫韶九成，凤皇来仪。”从这件事中，于凤至的善良、谦恭、仁义可见一斑。作为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在张学良的坎坷人生之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945年，于凤至赴美治病，哪知这一走，便是永别。半世流离，二人再未相见。于凤至去世后，张学良为她写挽联：“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后来，张学良携赵四小姐去她的墓前拜祭，听人讲起她生前情意，抚碑长叹：生平无憾事，唯负此一人。

五、张学良最后一次来北戴河

1930年8月，张学良第三次来到了北戴河，此时的北戴河虽说良辰美景未变，但政治气氛已是空前紧张，张学良的心也是阴云密布，难以开怀。

此时，中原大战已经拉开了帷幕。这次大战是以蒋介石集团为一方，反蒋的各种势力联合起来为另一方。大战伊始，双方在战场上犬牙交错，互有胜负，谁也不能置对方于死地。双方都清楚地知道，只有将东北军拉过来，才能有了取胜的把握。因此，各派纷纷派出代表团赶往沈阳，游说拉拢张学良。而张学良却没有轻易表态，他周旋于各派力量之间，实行“等距离外交”。 为了摆脱纠缠，张学良来到了北戴河。

这一次，张学良等人继续住在章家楼，赵四小姐从这时开始，作为张学良的贴身秘书和侍从小姐，住进了后面的附楼。这里警卫森严，在主楼前就建有一排营房。

这次到北戴河，张学良可没有像前两次那么悠闲。因为中原大战的各派听到风声，蒋、冯、阎等各派军阀也派出代表跟踪而至，他们当然都不会放过拉拢张学良的任何时机，接着，傅作义，汪精卫的代表也到了北戴河。一时间，海滨城内军政要人云集，各路势力粉墨登场，北戴河成为了各种政治力量角逐争斗的政治舞台。

而处在旋涡中的张学良在此时却显示出了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他在接受天津《大公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守我素志，至于图利之事，决不愿为。”他还劝各路军阀后退一步，与民休息，表示了自己不偏不倚、态度中立的立场。

在北戴河的日子里，外人看来，这位青年将军一直在打球、游泳，乐不思蜀。但是其实他在私下已经认真了解了中原战场的情况，根据各方的情况，对所有的军阀势力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思索，对东北军的未来与方向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经过一个月的思考和角逐，张学良同意东北军入关，武装调停内战的活动开始了。东北军一进入战势，即以摧枯拉朽之势加速了战局的变化，反蒋联盟土崩瓦解。10月9日，张学良在辽宁省政府大礼堂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一职，几十天后，到南京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三届四中全会，面对盛大的欢迎队伍和隆重的欢迎仪式，张学良志得意满，意气风发。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张学良被迫率军撤入关内。后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被长期监禁，就再也没有机会来北戴河了。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才重新获得了自由。2001年10月15日，一百零一岁高龄的张学良永远地闭上了他的眼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张学良将军颇具传奇色彩，他以百岁的高龄，见证了中国百年战乱纷争、动荡发展的历史。

“在此暂时可以忘却无数的落蕊与残红……亦可以忘却苦恼的僵瘪的人间……亦可以忘却庸俗的卑琐的人间……”徐志摩在《北戴河海滨的幻想》中曾如此感慨北戴河。戴河如练，沿山脚蜿蜒入海，如诗如画、如歌如泣。在张学良跌宕起伏的一生当中，北戴河留给他的应该是最温馨最浪漫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