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独尊儒术，这是传统的说法。现在有的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汉武帝并非独尊儒术。理由是汉武帝兼用诸子百家，除了任用儒家的董仲舒、公孙弘等人，也用尊黄老学说的汲黯、司马谈、司马迁等人，还用了学纵横术的主父偃、杂家东方朔以及术数家、卜筮者、方士等。后代也都尊儒术而兼用诸子百家。是受汉武帝的影响。

值得研究的是，这些理由是否可以说汉武帝并非独尊儒术？这当然要对独尊儒术是什么意思作出解释。

一般地说，先秦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秦代是独任法家的时代。汉初几十年是黄老之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汉武帝以后是独尊儒术的时代。这种基本分期，应该说大体可以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可的。如果深入具体地研究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那么，还有需要具体分析的内容，远远不是这样简单的。我们从不同时期与不同人物作一些分析，来说明思想方法问题，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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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体分析不同时期的情

在先秦时期，总体说是诸子百家争鸣。但是，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也有不同的情况。例如在春秋时期开始没有形成明显的思潮，到春秋末期，儒学与墨学成为“显学”。到了战国前期到中期，墨学与杨朱之学成为显学，“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注:《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辟杨、墨以后，儒学复兴。道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也都在这种乱世时代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最后，秦国以军事实力战胜六国，统一天下，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思想的一统天下，“一断于法”。不同时期，各家此起彼落，兴衰存亡，没有定数。

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所推崇的学说也因地而异。例如，在鲁国，由于孔子及其弟子的影响，还是儒家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尽管孔子生前在鲁国执政时间不长，影响也不算很大。为什么这样说呢？有没有根据呢？鲁国灭亡很久了，又遭秦政禁毁，儒学在各地都受到沉重打击，甚至销声匿迹。孔子死后葬于鲁城北泗上，“鲁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注:《史记·孔子世家》。)奉祠二百余年，当然不算短。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后，奉祠仍然不断，可见影响之深。“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注:《史记·儒林列传》。)刘邦不太喜欢儒家，马上打天下，得江山，也拜倒在孔子庙前。“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再经过黄老思想的统治之后，儒学仍然在鲁地流传。司马迁到鲁地的时候，看到的情况是:“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注:《史记·孔子世家》。)这位崇拜黄老之学的司马迁也怀着崇敬的心理瞻仰了孔庙，对于这么一位布衣学者，受到后人的如此敬仰，感慨万千，发出“可谓至圣”的感叹。这些记载，可以说明，鲁国受到儒学影响之深，与其他地方是不同的。因此后人称儒学为邹鲁文化。

在秦国，由于商鞅变法成功，法家思想在秦国占统治地位，连续几代，推行法家思想。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才将法家思想推向天下。在战国时代，可以说秦国基本上是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

齐国是比较复杂的，既有以长期任相的当权者管仲、晏婴为代表的思想家，可以部分归入法家，也有以“三为祭酒”的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和孙膑的兵家、邹衍的阴阳家、苏秦的纵横家，还有一批从事商业活动的商家和以政府财政来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轻重家。

三晋、楚、燕也都有自己的特点，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政策。由于国君的更替，引进人才的不同，随时有所变化，不能一概而论。但从全局上说，可以称为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

秦在商鞅变法之前，是一个小诸侯，没有什么特点。商鞅变法以后，一直是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但，也不是不用其他人才。号称“仲父”的吕不韦是个商人，不能算法家吧。尉缭、王翦大概都是兵家，不属法家类。张仪是纵横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也在秦国立过很多功劳。秦用客卿制度，所用人才不拘一格，何曾都是法家人物？秦始皇建国以后，信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数用六，旗帜服装用黑色，改河为德水，都是阴阳家的内容。二十八年，上邹峄山。要立石碑，“与鲁诸儒生议，刻石倾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注:《史记·秦始皇本纪》。)要颂德，要封禅，要望祭，还是要跟儒生商议。在立石所刻的辞中，也不都是法家的思想观点，如《琅邪台石刻》上说“圣智仁义，显白道理”。“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注:《史记·秦始皇本纪》。)这里讲“仁义”、“道德”，当然也都不是法家的语言。如皇置酒咸阳宫，博士70人为他祝寿。其中有周青臣和淳于越，虽然相互辩论，两人似乎都不是法家。70博士中恐怕是法家者不多。给秦始皇建议，建筑大宫殿的卢生，谈鬼神，说真人，也不是法家者流。秦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颂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这说明扶苏也深受孔子儒学的影响，认为这是安定天下的理论。如果天下都没有儒学，生于深宫的扶苏如何会有儒学的思想。据侯生、卢生的议论，当时秦始皇重视天象，“候星气者至三百人”。这些都是天文历法家或阴阳家。秦朝重视法家，并不是只用法家就能治国的。道理很简单，没有阴阳家，就不懂历法；没有儒家，就不知仁义道德；没有兵家，就不能强化军事。我们不能因为秦朝曾经任用过其他各家的人物，就说他们不是以法家思想统治天下。“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就是最典型的说法，也是走到极端“一断于法”的象征。

西汉初的60多年中，由于当时社会久经战乱以后，特别需要休养生息，而黄老之学的自然无为思想，正好符合需要，再加上曹参等权势人物的提倡，黄老之学就盛行起来了。但是，黄老之学盛行，并不等于别的学派就绝迹了。由于秦代的影响，荀子、李斯、韩非的思想影响还在社会上流传，并不因秦朝灭亡，这些影响就顿时销声匿迹。“汉承秦制”，当然就有一大批官吏还是狱吏。甚至到汉武帝时代，各级官员还是具备法家思想的人占多数。萧何定法，应该可以称为法家。从汉初的陆贾提出下马治天下开始，有一批儒家人物在活动，力争将他们的学说推销给汉朝统治者。为刘邦定朝仪的叔孙通及其弟子们，是一批儒家，而叔孙通被他们拥护为“圣人”，是一个代表人物。而后的公孙弘、董仲舒，都是著名的大儒。董仲舒在景帝时就已经是《春秋经》的博士了，并非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才出现的人物。

自从有了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的说法以后，高度概括每一时代思想特点，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这本来是一个好事，使多数学者容易把握各个时代的思想的基本特征。使用时间一长，大家也都习惯了，却产生一种习惯的观念，以为这些时代就是这么个情况。例如一讲唐代，似乎只有佛学。许多《中国哲学史》的教科书，写到唐代，既没有道家、道教，也很少儒学，一般也只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和李翱。写到宋明时代，一般只有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至于北宋五子之外，很少哲学家能入围。就是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曾经风行一时，占统治地位，却因为不入理学与心学，而被冷落一旁。司马光与苏东坡也是很有影响的思想家，更不被注意。程与朱之间，还有很多学者，一般都忽略不载。由于元代在宋明之间，近百年历史，所有的思想家都被漏掉了。这些缺漏，都与高度概括有关。这里应该指出的是，高度概括是对的，好的，只是后人将这种概括误解了，绝对化了，产生了以偏概全的观念，以为这是时代思想的全部，而没有将它视为只是对主要思潮的概括，只是反映基本状况。现在产生一个相反的情况，以一种绝对化反对另一种绝对化，以一个极端反对另一个极端。你说汉代经学，独尊儒术，我找出几个例子，说明当时汉武帝并没有独尊儒术，还任用了一些非儒学人员，于是得出结论:汉武帝并非独尊儒术。但是，有没有做过统计，任用多少儒生，任用多少其他学派的人员？尽管先秦时代，有时儒墨为“显学”，有时儒道分庭抗礼，有时“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有时又争相变法，有时纵横家驰骋天下，但是，不影响我们称那个时代为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同样道理，汉武帝虽然也任用其他学派的人才，不影响我们将汉代归结为经学时代。经学是如何产生的？那就是独尊儒术的结果。如果不独尊儒术，怎么会产生经学呢？如果汉代确实独尊儒术，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标志？董仲舒对策讲的自然是儒术，受到汉武帝赏识，任为江都相。请看司马迁写的《史记·儒林列传》上的一段话:“及今上(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向)之，于是诏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向)风矣。”(注:《史记·儒林列传》。)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又有主张儒学的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儒学人才济济，纷纷出台。特别是公孙弘，出身于儒家，是公羊春秋的研究者，布衣任丞相，封平津侯，在当时社会上的学者中产生巨大影响，起着榜样的作用。“凡为丞相御史六岁，年八十，终丞相位。”(注:《汉书·公孙弘传》。)他在汉武帝身边任职十多年，八十岁终于相位。说明很得汉武帝赏识。“汉常以列侯为丞相”，从公孙弘开始，没有爵位，也可任丞相，封侯。这都说明汉武帝对公孙弘的特别礼敬。史书称他“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汉书·公孙弘传》。)同时又说:“公孙弘行义虽修，然亦遇时。汉兴八十余年矣，上方乡(向)文学，招俊义，以广儒墨，弘为举首。”(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如果研究他的活动与上书，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主要还是儒学。只是他的儒学不僵化，他不是迂儒、腐儒。以上事实说明，汉初从刘邦时的陆贾开始，直至汉武帝时代，儒家人物不断努力弘扬孔子思想，从来没有绝迹。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也不可能使其他思想一概绝迹。因此，不能因为汉武帝任用了一些其他学派思想的人物，就否定他独尊儒术，也不能因为他独尊儒术，就否定他任用儒家以外的人物。

本文来自《新华文摘》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