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夜,西川“唱”了一首杜甫的诗

7月27日,当代著名诗人“西川”在白夜酒吧,朗诵了一首摇滚版的《秋兴八首》,不仅笑翻了众人,更为成都这座城市带来了别样的诗歌节奏。

与此同时,还带来了他的新作,《唐诗的读法》。

其实这本书应该叫《唐诗的”写“法》,因为它并不直接指导读者如何“读”,它更关心的是,唐诗如何被“创作”。“我个人寄望自古人处获得的最主要的东西,其实是创作的秘密,即‘古人为什么这样做。’”作为一个优秀的当代写诗的人,这是西川必然选择的视角,和一般欣赏式的“阅读”相比,也较为独特。

西川《唐诗的读法》

因为这个独特,下面的问题其实也接踵而至:唐人怎样写诗?是否如我们这样写?为什么好诗人集中在唐代?唐代的诗歌评论标准是如何?唐人写诗与他们的生活方式之间是什么关系?

在被“古今中西”这几种文化包围的语境下,尤其以“当代写作”为坐标,西川试着从历史、考古、典籍等几个维度,重返唐朝诗人的“写作”现场。

什么?厉害的唐代诗人随身带着“参考书”?

一说起唐诗,想必很多人脑海中,除了几个有名的诗人,出现的就是《唐诗三百首》,而且里面“首首经典”,这导致很多人,只要那是一首唐诗,那必定是佳作。但西川将唐诗的整体面目拉近到今人面前:唐诗岂止三百首,而且也有糟粕之作。仅康熙年间编的《全唐诗》就有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这还不包括后人以及未来可能的补充。也不是首首都好,像李白的《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还被元代的人嘲讽。

西川钻到这些历史的空隙中,把唐诗请出了被人们供得过高的“神龛”。

西川朗诵《西川省纪行》

更有意思的,西川发现了唐朝人那么能写诗的一个小奥秘:凡作诗之人,都会带着参考书。比如,参考书《九意》中有“春夏秋懂山水雪雨风”九个条目,在“春”这个条目下,就别汇集了120句诗,灵感不到,拿来翻一翻。这要是放在当今,那肯定得被笑死。但这也的确从侧面反映出,唐诗写作在经过最初题材、用词的开掘过程后,形成了一定的写作范式和丰富,这和如今很是不同。西川说,唐诗“是一种类型化的写作,从题材到意蕴是类型化的,与今天的、现代的、个性化的写作极其不同。”

西川还从文化、接受者、写作者等方面指出唐诗繁盛的原因,这些也是更深层次的。虽然唐诗被西川请出神龛,这并不意味着今人能容易地理解唐诗,因为面对作为唐诗土壤的“进士文化”,今人很难进入唐代的历史和文化语境,单说“用典”,就形成了人们阅读唐诗的必定障碍。与此同时,唐诗中就算写到贩夫走卒,但预设的读者对象仍是有学识的文人士子,而不是当今的“公众”;在对待一首写在纸上的“诗”,古今人态度也颇多差异,许多古人或许正如柳宗元那样要洗手焚香后才会拿起那张纸来读,真是满怀“敬意”。

不可忽略的僧人:王梵志与寒山

城外土馒头,我有六兄弟,就中一个恶。

馅草在城里。打伊又不得,骂伊又不著。

一人吃一个,处处无奈何,耽财好淫杀。

莫嫌没滋味。见好埋头爱,贪心过罗刹。

这分别是唐朝僧人王梵志和寒山的诗,只要识字的人都能读明白,但和李杜等耳熟能详的主流诗人比起来,他们是非主流的诗人,作品看起来也不像诗。

西川

但西川为我们呈现了僧人写作的魅力。王梵志在唐宋不仅名声大,还迷倒过王安石,而寒山则在当代国际诗坛上也迷倒过“垮掉一派”的代表人物凯鲁亚克和艾伦·金斯伯格,西川说,“他(寒山)那反文明的生活方式仿佛为20世纪西方强调重新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主义者们提供了榜样。寒山超前了一千二三百年。他是唐代诗人中极少几位,甚至也许是唯一一位‘现代’诗人。”西川指出了唐诗的“现代性”和当代意义,这也是真正深入中西文化碰撞中的西川,他的独具慧眼与特有评价。

翟永明、西川在白夜书房对谈

他也顺带借机讽刺了当代的打油诗,王梵志和寒山的诗,用语浅白,境界高出了很多,“他们不钻个人的牛角尖,他们是开悟之人。”他们有对形而上的精神追求,西川也带着嘲讽的口吻说,在当今“多愁善感、愁眉苦脸、自视甚高、自我作践、相信‘生活在远方’的诗作者和诗读者的桌子上放一本《王梵志诗集》,不啻为一副清醒剂。”

西川既试图批评了一些鱼目混珠的烂诗,也悄悄地为读者辨清了什么是“诗”,什么是“好诗”。

西川,你还能把杜甫谈出“新”意吗?

在这本书发行的时候,西川还特意就“杜甫的晚期形象”,做了一次讲座。再看这本书,其实,他并没有谈出“新”意。理解杜甫的途径也没有新意,“知人论世”。

但不得不说,在读诗的人当中,能做到“知人论世”的阅读者恐怕很少了,毕竟,现在想读诗的人都屈指可数。

西川将杜甫放在唐朝是人群中对照,放到历史的转折中去“看”那个颠沛流离的杜甫,放到中国儒家思想的流变中去“看”时代如何选中了杜甫,看他如何获得了至高的称誉“诗圣”。虽然意思有点新瓶装旧酒,但西川用明白晓畅的叙述,将历史和思想史、文学史、文化史巧妙地交织在一起,理性但又十分生动地给了读者一个“活”的杜甫。有意思的是,西川还利用史学界的资料,勾勒了一个历史中的安禄山。

何多苓(左)、西川(右)

在讲到杜甫与历史的关系时,西川仍从当今的写作思考出发,称赞他的“当代性”,在他看来,这与始终到山水间寻寻觅觅的王维不同,“杜甫的诗歌很多在处理当下,他创造性地以诗歌书写介入了唐宋之变。”诗歌总是处理时间,而相比于王维的“绝对时间”,“杜甫的当代性与他复杂的时间观并生在一起的。他让三种时间交叠:历史时间、自然时间、个人时间。”

西川回应了今人即使能严格遵守平仄、韵律也写不过古人的原因:没有了士子精神、儒家道统、道释之心,那和中国古典诗歌也是差着十万八千里。而当今的诗人能做的,就是“活在咱们自己的容纳古人、与古人气息相通的当下、今天、现在、此刻。”

李白和王维可能是情敌,

但更可怜的是没人倾听的李商隐

就像当今诗人经常吵得不可开交,唐代诗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也很微妙。西川呈现了一个“活”着的诗人群,他说,“每个人的禀赋、经历、信仰、偏好、兴奋点都不一样。他们之间有辩驳,有争吵,有对立,有互相瞧不上,当然也有和解,有倾慕,因为他们都是秉道持行之人。只有看到这一点时,古人才是活人。”

李白和王维有共同的朋友,比如孟浩然,杜甫推崇过王维,更喜欢李白,但两人唐人常见在来往诗作中,没有交集。在赢得玉真公主的好感上,两人可能是“情敌”。虽然有点戏谑,但也的确呈现了有趣的诗人关系。

当然, 西川还是严谨地从政治地位、诗歌审美趣味、生活作风、人生信仰等方面分析了李白和王维之间差异,反映出大唐的丰富诗歌生态。西川也从年龄和阅历、身份处境上,谈了谈李白和杜甫之间的默契与影响、差异,书中写到,“李白诗是音乐性的,而杜甫诗是建筑性的。”

西川给粉丝签名

相比于以上人不管是钦佩,亦或是隔阂,总归大家还是'热闹“,最孤独的就是晚唐的李商隐。虽然,现在的诗人会用希梅内斯的那句“献给无限的少数人”来安慰自己,正如翟永明曾说,我的诗始终是献给我心中的少数人,他们可以说是我心中臆想的陌生的读者,更多的时候则是我身边某位具体的朋友。在西川从李商隐多用“忆”字看来,“李商隐一定缺乏说话的对象,或有时他虽有明确的说话对象,但当他开口时,话却说给了另一个影子一般的倾听者,而对影子开口,他说出的话就成了幽幽的自言自语。李商隐是个情种,情种而没有说话的对象,这得是多大的别扭!”

此情可待成追忆

永忆江湖归白发

不许文君忆故夫

几对梧桐忆凤凰

……

但也正是这份无人可诉的“孤独”造就了李商隐的独特。在孤独中——用西川的话来说的话——他发展出的时间是双重时间:此刻与未来,此刻与孤独。此外,我们可能只看到李商隐的用典,但西川却看出了李商隐的“渊博",这正是很多研究和读者忽略之处。

左起:向以鲜、西川、翟永明、何小竹、余幼幼

西川在本书开头就抛出如何阅读的问题,“究竟是把古人供起来读,还是努力把自己当作古人的同代人来读?”显然,他赞同后一种。而且,他是把唐诗放在“古今中文”几个坐标的参照下来进行阅读。虽然,一直围绕着唐诗,但写诗的人身份决定了西川会从较为专业的几个角度去剖析唐诗:写诗的环境、写作的机制、诗歌生态,以及诗歌的接受者。

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用唐人的写作来反观当下诗人的写作,这其中自然能看出当今写诗人的焦虑,如何写,怎么写,诗歌,怎么处理复杂的现实。当然,更大的焦虑还是,诗歌写作到底还有没有意义?尤其在诗歌乱象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他这样写,自然也招致一些人的批评。

现场观众

西川在一次访谈中,抱怨没有人谈论《唐诗的读法》中写到的李商隐,也许,杜甫在他的心中的至高地位无可撼动,但他可能觉得自己更像孤独的李商隐。其实,真正优秀的诗人都像李商隐。

也许,这本书的所讲的内容,不算超出专业研究许多,但就像“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样,条条大道通唐诗。西川笔法的直率,将复杂的史料清晰地呈现,以及地向唐诗致敬、回望的真诚,为读者提供了一条有趣的路径,那是一个提醒:流传下来的经典唐诗,终将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永被铭记。正如卡尔维诺在《我们为什么读经典》中所言: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

图片来源:白夜胥明亮

视频来源:白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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