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有人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被高估了。那么是不是这样呢？黄仁宇先生在所著写的《万历十五年》中，用非学术性正史也非商业性寻路的方式来展示他个人所求的大历史观— 即四海为家，增进文化间的相互了解，化除成见。这与钱穆所著的《国史大纲》引论中所提及的：“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尽之责任，而油然兴其感慨。”的大历史观不谋而合。

万历十五年在《明史》、《大明会典》、《神宗实录》等所有称之为正史的记载上都视之为四海平升，无风无波的年段。然而，在历史齿轮的滚波和前代政要施加的框条下，书中要议的每一个主人公不论是在理想还是在心理都走着不顺坦的路。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之革命，好像一条长隧道，身处于黑暗之中不断向光芒奔跑。万历十五年所暴露出来的乃是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结构的问题，或清、或民国甚至于近现代一直存在还没有解决。以笼统的道德观点甚至是治世方针代替法律，只能使之教条般越来越僵硬化，最后成牢笼之枷锁。把人深深禁锢而不得动弹，状如行之走尸。

万历十五年仿佛就如一座悲剧的大熔炉：帝王、能臣、名将、宿儒皆为命运枷锁之囚徒；自由、理想、追求更是只为个人之奢谈。

国史让人始于了解而无终于感慨，不能称之为有悟。究史，不在于其面大而略，而在于其点透且精，以点连线成面方能使人对其有所感悟。万历皇帝青幼曾为盛世之幻状而精图，中又为其个人情感及自由追求而怠政；张居正生时为政经体改的宏图伟志而权侵朝野，死后却蓝图破灭祸及抄家掘坟；申时行政间为立调场府“阴“、”阳”妄求和谐矛盾，退职后庙堂之上帝王、同僚届无领意各执所见；海瑞成官墨守法律成规试图以道德之长治事，其结果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戚继光在军职上功成名促，适境挥才革新军法、独立新军开创新一代的军事高度，亦不能在农业国家内与文官并驾齐驱、成就伟业，成了文治国职场上的独立将军；李贽是寻求哲学思想最激进的探路者，对于追求个性和行动的自由有着高度的言行一致，七十老翁自刎狱中最后在创伤和血污的挣扎中了却一生，其十五年间的奋斗却没有得到实际的成果。

读史，研史，究史无外乎于“接古通今”，在了解的基础之上发现其最本质的问题加以解决，才算之为融汇贯通。

国人读史，常有明前的磅礴气势，清后的低入泥潭之感，却尚未真正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不同于海洋性国家的物质文明。其立国向来以贫农以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环境情形不可爬梳。所以要经过很多的流血惨剧，才能造成可以在数目字管理的形势。

因此，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并没有被高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