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国汉语语言共包括七大方言，即官话方言、吴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闽方言和粤方言。官话方言（即北方话）分布的范围最广，今天的南京话就属于官话方言（简称官话）。然而在六朝时期，建康(今南京）的语言并非如此，它在前后期曾发生过戏剧性的变化。

六朝前期南京话属吴方言系统

据有关史料记载，六朝前期建业或建邺（均为今南京）的语言属吴方言系统。南朝乐府民歌中，有一类题名为“吴声歌曲”的民歌。这类民歌，多流行于长江下游一带，是用吴方言传唱的歌曲，温柔敦厚，委婉缠绵，歌词中有相当一部分保留有一个至今仍在沿用的典型的吴方言词汇“侬”（六朝时为女子的自称）。据粗略统计，吴歌《华山畿》25首之中，用“侬”的有5首，占五分之一；《读曲歌》89首之中，用“侬”的有22首，几乎达四分之一。显然，吴声歌曲在东晋之前诞生于建业（或称建邺）及其周围一带，东晋南朝时期略有发展。吴声歌曲这类富有浓郁地方特色和江南风情的民歌之所以能够在建业（或称建邺）一带产生，除了建业是孙吴都城所在地这一重要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建业一带具有产生吴歌杂曲的丰沃土壤，这就是广大操吴方言的土著居民。否则，吴歌杂曲不可能在建业产生。再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来看，孙吴及西晋之世，建业（后称建邺）城外来居民相对较少较分散，人口变化不太明显，人口构成仍以土著居民为主体。因此，不难断言，自孙吴迄西晋末，广大建业（后称建邺）官民皆操吴方言。

西晋末吴方言遭北方官话蚕食

建业（建邺）居民在孙吴乃至西晋时普遍操吴方言。然而，自西晋末年起，随着大批北方流民越过长江天堑，侨居江南，北方官话首先在人文荟萃的江南王朝都城建康（建邺改称）撕开一个突破口，从而结束了有史以来吴方言垄断江南的局面，形成了北方官话与吴方言相互抗衡、相互消长的情形。

从北方官话蚕食、渗透吴方言领地的过程中，两者从一开始就有着激烈的冲突。许多资料表明，东晋之世，建康广大土著居民仍操吴方言。至南朝时，这种情形并没有多大改变。据史料记载，南朝使臣沈庆之出使北魏，洛阳士族杨元慎当他面嘲笑南人时说：“吴人之鬼，佳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虽系嘲讽之辞，但却反映了建康居民不仅在服饰上，而且在语言上与北方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东晋时吴方言与北方官话并存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东晋时起，“南方土著居民中的士族阶层为时兴学北方话。南方士族除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外，其余的南方士族都操北方话，而耻于说吴方言，其中不少人不独操中原之音，而且会洛下之咏。南方士人此举虽有附庸风雅之嫌，但是，若不是平日熟谙北方话，很难达到如此境界。曾先后出仕南北朝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中说：“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土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在南方，士族操北方话，庶人操吴方言，所以“数言可辨”；在北方，士庶皆操北方话，所以“终日难分”，语言成了区分南方士庶的一个标志。寒门庶族出身的王敬则，名位虽显，“接士庶皆吴语，而殷勤周悉”。这是南朝庶族操吴方言的一个显例，也反映了当时语言上存在着的等级区别。

鉴于南方庶人皆操吴方言，侨居建康的少数北方士族出于政治需要也学说吴方言，出身北方士家大族的东晋丞相王导首开其先河。王导为北方人，他经常操吴方言。《世说新语·排调篇》追忆说：“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对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按梁朝刘孝标注云：“吴人以冷为渹。”王导在建康会见北方士人刘真长（刘惔）时操吴方言，使刘氏感到匪夷所思。北人素有鄙视南人的传统，王导强作北人所鄙视而自己又不熟悉的吴方言，自有一番苦心。很显然，其目的在于笼络吴人，消弥他们因北人南迁带来的诸多不适，特别是因语言的变化而产生的自卑情结以及对北人的排斥心理，从而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六朝时期，建康语言由孙吴时期单一的吴方言，到东晋时期发展成为吴方言与北方话并存，其演变的因素多种多样，但主导因素是大批北方流民的南迁，特别是北方人在东晋中央政权占主导地位。

北方话成为南京人的共同语言

西晋末年，统治阶级内部为争权夺利而爆发了持续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紧接着又发生了匈奴贵族攻陷洛阳、怀帝被掳的“五胡乱华”，西晋中央政权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原地区生产停顿，战火连绵，尸骨枕藉，饿殍遍野。而江南地区相对而言，地广人稀，社会比较稳定。因此，大批北方流民蜂拥南下，渡淮甚至渡江避难。据谭其骧先生考证，南渡总人口有90万，占北方人口总数的八分之一，东晋南朝所辖区域内，六分之五为本土居民，六分之一为北方侨民，而其中尤以今江苏境内的侨民为最多，约有26万。为安置南下的北方士族和平民百姓，并照顾北方士族原来的地望，东晋南朝政府设置侨州郡县以安置南迁的北人。东晋建立伊始，北方士族便成为东晋政权的主要支柱。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北方士族，在尊重司马氏皇权名分的前提下，相继走上政治舞台，轮番操纵东晋大权，司马氏皇帝徒有虚名。在中央政权机构中，也多为北方人执政。据万斯同所编《东晋将相大臣年表》统计，东晋15位尚书令，北人占了12位；40位尚书仆射中，北人占了30位；31位吏部尚书中，北人占了24位。正如唐朝杜佑《通典》所言：“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到南朝时，除了皇权得到加强外，北方士人官高位显的局面并无多大改观。据谭其骧先生统计，《南史》列传中“人物”728人，隶属北方者就有506人，南方者仅222人，可见北方“人物”较南方多出一倍有余。他们在政治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也无不如此。

北人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优越地位使北方话成为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同时，建康城内外，北方人口居住集中，在数量上甚至超过土著人口，这样一来，北方话较之吴方言更具有竞争力和吸引力，南人尤其是江东士族竞相仿学，蔚然成风。由此而形成了北方士庶皆操北方话，南方士人操北方话、庶人操吴方言的情形，构成了东晋南朝社会特殊的人文景观。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六朝时期，建康语言由单纯的吴方言发展为吴方言与北方话并存，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南北民族的大融合，折射了建康作为都城的博大吸引力和包容性。其后一次又一次的移民浪潮向虎踞龙盘的建康城涌来，使这座城市成为来自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移民的大熔炉，在一代又一代的移民浪潮冲击下，吴方言逐渐退出这座古老城市的历史大舞台，代之而起的北方话成为今天南京人的共同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