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唐第一诗人刘禹锡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于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作品，今人都很熟悉。《乌衣巷》、《竹枝词》、《陋室铭》等，老幼皆知，至今流传。但对他的一生经历、平生交游、脾气性格，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熟悉的人并不是很多。

博学多才的杰出人物

唐代诗人有两种：一种仅以诗驰名，散文、学问谈不上，如王之涣、王翰、李贺、贾岛均属此类；另一种则诗文兼擅，诗、文皆有影响，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皆属此类。然在散文中再加深化，各家又有差别，陆贽、罗隐等均有文名，却无文学思想，所以中国散文史会写到他们，但文论史或文学批评史却榜上无名；而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皆有文学主张，故中国文论史或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都一定要写到他们。

但韩、柳与刘禹锡又是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元稹、白居易仅有文学思想而无哲学专论，故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中，又找不到元、白的名字，而韩、柳与刘禹锡的名字则必在其中。与此同时，刘禹锡、白居易又是中国最早的词人，所以，在中国词史中，我们无法找到韩、柳的踪影，却必定会看到刘禹锡的名字。又由于刘禹锡与柳宗元一起投身到永贞革新中去，是永贞政治改革的重要人物，所以，我们从《资治通鉴》中找不到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的名字，却能够找到刘、柳的名字。由此可见，在唐代三百年灿若群星的诗人队伍中，刘禹锡的确算得上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杰出人物。

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

唐代诗人多忧国爱民、正直敢言，所以也常遭流言蜚语的诬陷和贬谪放逐的经历，如张九龄、李白、杜甫、王昌龄、刘长卿等比比皆是。即使与刘禹锡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如韩、柳、元、白等，都曾有过遭受贬谪的坎坷。其中刘禹锡也是饱受政治磨难和贬谪之苦的一位。

白居易因议政情辞激烈，被诬后贬为江州司马，两年后即升为忠州刺史，又过了两年就奉诏回京，起用为朝廷大臣了。而刘禹锡因参加“永贞革新”，则被贬南蛮荒凉之地达23年之久，连白居易也深表同情地说：“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刘禹锡也曾沉痛地自叹道：“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谪在三湘最远州，边鸿不到水南流。”因此，他的贬谪生涯比唐代一般的诗人时间更长，磨难更多。无怪乎清代诗人潘曾沂在《论诗绝句》三十四中论到刘禹锡时曾感叹地说：“自比冬青最耐寒，升沉无定七朝官。”因刘一生曾经历过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个王朝，而且政治上大起大落，曲折不平，故有“升沉无定七朝官”之句，这在唐代历史上也不多见，只有韩、柳等少数名家有此坎坷。

性格与命运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性格即命运。”刘禹锡一生的经历和道路，与其性格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刘禹锡曾写诗说：“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这说明他从少年时就有政治抱负，想干一番事业，并且自有主张，不轻易赶时髦、随波逐流。因此，当他认识了王叔文以后，便跟随他进入政坛，积极投入到了王叔文、王伾、韦执谊等所进行的政治改革之中，与柳宗元很快成为骨干，史称“永贞革新”。王叔文当时对刘禹锡非常器重，“以宰相器之，引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据《新唐书》所载的这些话可以看出，刘禹锡应该是有相当的政治才干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具有“相才”。只可惜这场改革虽然除掉了不少弊政，却不注意团结大多数，结果以失败而告终。他与柳宗元等都被逐出朝廷，贬谪南蛮荒野之地。当然，这一厄运主要是其政改失败所致，但多少与他个人的性格有关。

大约是由于出身在一个世代为官的名宦家庭（刘自称为中山王刘胜之后），或许是早年仕进顺利、连登三科的缘故，高傲和自负，似乎是刘禹锡性格中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宋代朱翌的《猗觉寮杂记》曾说他“气高不伏人”，《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恃才而废”。例如，他晚年常与白居易往来，诗交甚密。白居易与他第一次见面，就以“诗称国手”许之。以后又常在诗文中多加赞美，以为“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又说：“梦得，梦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而刘禹锡在他的诗文集中，却从不以诗名来标榜和恭维白居易，甚至连一些客套话和谦让的语气也很少有。两相比较，白居易自然要比他平和谦虚多了。

韩愈是当时无可争议的文坛盟主，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虽然也承认他“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天”，但又认为“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盾，卒不能困。”以刘当时的文名，自然也是天下皆知，屈指可数，恐怕也是仅次于韩、柳的大家，自是一代雄才，其《天论》说理透彻，笔力矫健，在唐代极为罕见，但与韩愈这位古文旗手比起来，终要稍逊一筹，但他毫无顾忌地认为韩擅长的是“笔”，他所擅长的是“论”。用现在的话来说，韩愈擅长的是写随笔，我刘禹锡擅长的是写论文。大有旗鼓相当、各有长短、不相上下的味道。这在当时的文人中是极少见的。所以清人阮福在《文笔考》中说，刘写此话，“是不以能文许昌黎也”。

宰相牛僧孺年轻时投考科举，曾把自己所写的文章拿给刘禹锡看，请他指教，刘接卷一展，马上就在上面飞笔涂窜删改起来。而宋代的陈师道也曾把自己所写的文章呈献给曾巩指点。曾巩看后说：“大略也可，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略删动否？”陈师道忙说可删改无妨。曾巩这才就坐取笔，涂抹了一二行。陈读后，感到意思更完整了，十分佩服。明人陈继儒《佘山诗话》在举了刘、曾二人的事例后说：“夫文字之交，本是净缘，而常结恶业。故虚心者，宜待之以曾南丰；盛气者，不宜待之以刘禹锡。”

其次，倔强和不屈也是刘禹锡性格中比较突出的一点。当他一旦树立了自己的理想追求和政治信念后，就不肯轻易动摇放弃或随意屈从于他人，很有些“威武不能屈”的味道。当时王叔文已被朝廷判为“罪人”，很希望刘禹锡能有悔罪表现，而他尽管一贬再贬，越贬越远，妻子去世，生活艰辛，屡遭打击，也曾伤感过，但政治上的信念却从未动摇过，也不后悔。即使在他晚年所写的《自传》中，依然对永贞革新大加追怀，非但没有检讨自己跟随王叔文的“罪行”，加以揭发，而且对王叔文的功绩进行了肯定。清代纪昀出于封建社会的正统立场，认为他的《自传》“叙述前事，尚不肯诋諆叔文，盖人品与柳宗元同”，正从反面证实了他性格的倔强和政治上的坚定性。

又如，公元815年，刘与柳宗元都曾被重召回长安，这时朝廷都是一批新贵掌权，他按捺不住心中怒气，写下了《游玄都观绝句》，以为“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当时朝中有爱其才的，向唐宪宗推荐，希望得以重用，但是就因这首诗的缘故，以为“语涉讥刺，执政不悦”，重被贬逐。柳宗元曾好心规劝他，他也不以为然。828年再回长安，他又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中有“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之句，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足见其倔强好胜、不甘示弱的性格。

此外，在通常情况下，刘禹锡一般比较沉默，话不是太多，特别不爱说重话。据《大唐新语》载：“礼部刘尚书禹锡与友人三年同处，其友人云：‘未尝见刘公说重话。’”即使在贬谪南方期间，交游也不多，只是与一些和尚往来；在夔州时接交的客人更少，只是好友韦执谊的儿子韦绚在旁求学，偶尔乘着酒兴，稍微多谈几句，大多时间都用在写作上。到了晚年，昔日锐气大减，话也更少，只是与裴度、白居易、令狐楚等一些老臣唱和往来，终日过着“移兴子孙间”的生活，直至去世。

为人沉稳的“明信人”

在刘禹锡所生活的时代，有着许多优秀的诗人和作家。除了韩、柳、元、白以外，还有张籍、王建、孟郊、贾岛、李贺、李翱等。刘与其中的不少作家都有交往和唱和，但其中友谊最为深厚的是柳宗元。生前人称“刘柳”。

今人多知“韩柳”并称，以古文得名。但从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一些早期文献历史的记载来看，“刘柳”并称的频率远多于“韩柳”。当然，韩、柳、刘都是当时最为杰出的文人。三人都在朝廷的监察部门工作，是同事，也是好友。韩愈在给友人的诗中就曾说：“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也说明韩愈对“刘柳”的赏识和友好。即使“刘柳”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被贬落难之时，身处高位的韩愈仍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互相通信，探讨学问，柳宗元去世，遗嘱中有一条就是要请韩愈为他写墓志铭。仅此一端，即可看出韩、柳的友谊和柳对韩的高度信任。

不过，“刘柳”的关系更“铁”。二人自同榜进士，就一见如故，遂为生死之交。韩柳并称，实际上二人分属不同甚至相对立的政治势力。除了在古文运动和文学思想上观点相同以外，韩柳在哲学思想上的观点也截然不同。但刘柳无论在政治思想、文学见解、哲学观点、生活道路等各个方面，都完全相同。“二十年来万事同”嘛！现在有句话叫“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但“刘柳”这只友谊的小舟在时代的风云变幻和惊涛骇浪中，却从没翻过。不要说翻船，他二人连翻脸和红过脸的事也没有过。他们同甘共苦，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欣赏，互相抬举，互相帮助和勉励，至死不渝，是真正的挚友和莫逆之交，柳临终之际给刘的遗嘱中，还把整理遗稿、托孤诸事委托给刘，而刘都一一照办。这种善始善终的深情厚谊，在整个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

柳宗元生前曾称刘禹锡是一个“明信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讲诚信、很靠谱、可信任的人，难怪他把身后大事都托付给刘。并说刘在未了解一个人的实际情况之前，一般不轻易向别人开口议论或评价；而一旦议论起来，往往都能很正确地说出这个人的优点或缺点。柳是刘的终生好友，对刘的为人自然比他人更清楚，颇有参考价值。此外，刘禹锡还是一个孝子。杜甫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但刘之母亲居然活到九十高龄，这在当时可算是个奇迹。况且刘母的晚年都随这个独子四处漂泊，在艰难的贬谪生涯中相依为命，如果没有刘的悉心照料，是不可能有此长寿记录的。

为官清廉，造福各方

刘禹锡除了早年在朝廷任职，名声显赫以外，一生主要在各地任地方官，朗州（今湖南常德）、连州（今广东）、夔州（今重庆奉节）、和州（今安徽和县）、苏州（今江苏）、汝州（今河南临汝）、同州（今陕西大荔）诸地都曾留下过他的踪迹。在唐代，政府官员因经济问题而受处罚遭贬谪的很有一些。但对刘禹锡来说，无论是当时的正史或野史笔记，都无这方面的记载。也就是说，刘禹锡无论在朝任职，或在外做官，都没有贪污腐化、行贿受贿的经济问题或生活问题，说明他为官是相当清廉的。

很有意思的是，刘禹锡对看不顺眼的执政者常常“语涉讥刺”，爱用诗歌讽刺挖苦，但对平民百姓却常常热情相待。据《云仙杂记》载，刘早年在朝廷坐镇接待工作时，门吏每天收到各方来信达数千封之多，而刘不厌其烦，“一一报谢，绿珠盆中，日用面一斗为糊，以供缄封。”足见其答书之勤，待人之殷。在他被贬在外的岁月，往往都能关心民生疾苦，发展文化，造福一方。

如他任连州刺史时，就把海阳湖打造成一个秀色可餐的游览风景区，并建立了切云亭、云英潭、飞练瀑等十个景点，并写了《海阳十咏》，对每一景点赋诗一首。清人袁泳锡《连州志》说：“连之文物媲美中州，则禹锡振起之力居多。”当他以花甲之年到苏州任刺史时，正好苏州遇上特大水灾。他一方面不顾年老体迈深入民间，察访灾情和百姓之需，一方面积极向朝廷反映灾情，希望得到朝廷的补助，从仓库调拨十二万石大米分发给灾民，又宣布免除赋税徭役，使当地人民安然度过灾年。朝廷认为刘为政清廉，为民除灾有功，在大和七年以“政最”之名，赐给他紫金鱼袋。这是地方官的最高奖，一年只有一名。所以白居易还特意写诗向他致贺。宋代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载：“梦得之为州，当灾疫之后，民无流徙，朝廷以其课最，赐三品服。”宋代龚明之《中吴纪闻》载：“姑苏自白、刘、韦为太守时，风物雄丽，为东南之冠。”

正因为刘禹锡为官清廉，政擢贤良，关心民生，造福一方，所以后人也往往建造祠堂来纪念他。在连州有刘在内的“四贤祠”、“五贤祠”等，苏州有“思贤堂”、“三贤堂”（白居易、刘禹锡、韦应物）、“二刘公祠”（刘知几、刘禹锡）。据明人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载，刘在夔州任官所住的故址，在明代还保存着。我曾到连州、夔州、常德各地考察过，在城市中心都有刘禹锡的雕像，有的还有刘公祠或刘禹锡纪念馆，说明曾为民造福、泽被一方的廉吏，人民至今还没忘记他。

关注民歌，不断创新

与白居易一样，刘禹锡也是一位精通音律、喜欢音乐的诗人。当时许多著名的歌唱家和音乐演奏家，如何戡、米嘉荣、秦娘、穆氏等，都因他的诗而名垂千载。他不仅熟悉宫中音乐，而且也关注民间音乐，关心各地的民歌民调。每到一地，就会自觉采风，搜集民歌。不仅从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诗歌创作，而且还对民歌加以改良，使其得以传播，让更多的人获取其中的美妙与魅力。如《竹枝》便是在唐代巴蜀、湘西南一代流传甚广的民歌，杜甫、顾况都曾关注过，也写过《竹枝歌》加以尝试，但影响都不大。自刘禹锡写了《竹枝词》九首，后又写了两首，如“杨柳青青江水平”等，其生动活泼的风格和清新明快的节奏，立刻受到人们的喜爱，在大街小巷传播开来。使这种民歌的改造获得了成功，也使《竹枝》获得了新生，影响扩大，流传至今。据白居易说：“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一般来说，绝大多数民歌都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如果没有文人的扶持和介入，润饰加工，很可能会自然消失。从这一点上说，《竹枝词》是幸运的，刘也是有功劳的。

除了《竹枝词》，刘也注意到一些其他民歌种类，如《浪淘沙词》、《潇湘神词》、《纥那曲词》、《抛球乐词》等，并试写过一些仿民歌之作。使夔州等地的民歌面目焕然一新，当地百姓到处传唱。宋代文人胡仔过苕溪，王十朋观竞渡，都曾听到舟人夜唱刘之《竹枝词》，足见其影响之深广与久长。

即使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在洛阳诗词唱和，也仍注意到民歌的翻新和歌词的创新。如唐开元时已入教坊的《杨柳枝词》，本来自前人的《折杨柳》或《折杨枝》，源自民歌，到中唐时几乎已被唱烂了，于是刘、白便想对此加以翻新，研制新词，各作数首，谓之“洛下新声”。刘在《杨柳枝词》九首之一开宗明义地宣布：“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也就是说，盛唐开元以来传唱一时的流行歌曲，到刘、白手中已被翻新，发生变化，其中有不少名篇，至今流传，或受点赞。

词亦源自民间，又与敦煌曲子词有关。刘、白在翻新《杨柳枝词》之余，又对长短句发生了兴趣。白依李德裕《谢秋娘》之词创作了三首小曲，题为《忆江南》，咏唱给刘听，刘一时兴起，又依白之曲拍，写下了两首《忆江南》，成为中国词史上的佳话，刘、白也便成为中国最早的词人。唐五代词真可谓前有刘、白，后有温（庭筠）、韦（庄）。

赢得生前身后名

刘禹锡出任苏州刺史，著名诗人姚合写诗为他送行，开篇就是“三十年来天下名”。意思是：刘自而立之年从政，三十多年来一直是个天下尽知的有名人物。虽然长期被贬在外，但影响力和名声犹存在。这个名声既是他的从政之名，也包括他的诗文创作之名，即诗名与文名。

就生前而言，刘禹锡的成名比白居易要早，白早年还曾把诗寄刘请教。诗穷而后工。虽然白早年也有贬谪经历，毕竟仕途顺利，晚年官越做越大，直至刑部尚书（有如国家司法部长），而刘仕途坎坷，历尽磨难，诗却越发老成，故刘、白晚年唱和，四海齐名，刘往往胜白一筹。唐文宗欲设立诗学士，请大臣举荐诗人，宰相杨嗣复上奏：“今之能诗者，没有一个比得上刘禹锡。”以致唐文宗慕其大名，还专门召见了刘。毫无疑问，刘、白晚年在世，成了当时诗坛一致公认的顶尖人物。

如果说刘、白的诗名还算得上旗鼓相当，但在文名与哲学上白显然要逊色于刘。李翱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又是古文运动的大将，他曾说：韩愈为文章盟主时，“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与韩愈同时的散文家很多，但李翱只提刘、柳而不提元、白，肯定是有道理的。在李翱看来，只有柳宗元与刘禹锡才能与韩愈相颉颃。《旧唐书》、《新唐书》的史臣在评说刘、柳时，基本上都认为他俩学识宏富，诚为一代精英与伟才，如果不是“误入歧途”，应是与韩愈并驾齐驱，都是经天纬地的巨擘。难怪《古文观止》有刘、柳文章而无元、白之名。

不过，唐代每个诗人的成就与地位，在后世都有一个升降起落，引发争议的过程，排行榜不断被改写。即使李、杜也不能免，何况他人？刘禹锡自然也不例外。尽管他的诗名生前极高，但到宋代明显下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跟着“罪人”王叔文搞革新。直到元代方回，才说：“刘梦得诗格高，在元、白之上，长庆以后诗人皆不能及。”明代前后七子提倡“诗必盛唐”，刘和韩、柳、元、白、李商隐这批中晚唐诗人又明显吃亏。只有杨慎为刘张目，认为“元和以后，诗人之全集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但个别人的声音，扭转不了风气。

到了清代，局面才有改观。当时对盛唐诗人李、杜、王、孟等几乎都有定论，对中唐诗人的首把交椅尚争论不休，众说纷纭。就拿七律一体来说，王士祯推刘长卿为中唐第一，毛奇龄推白居易为中唐第一，王夫之推杨巨源为中唐第一，而沈德潜则推刘禹锡为中唐第一，并在《说诗晬语》中说：“大历十子后，刘梦得骨干气魄，似又高于随州。人与乐天并称，缘刘、白有《倡和集》耳。白之浅易，未可同日而语也。萧山毛大可尊白诎刘，每难测其旨趣。”沈是继王士祯之后的诗坛领袖，极有影响，何况薛雪、乔亿等也基本认同，管世铭甚至认为“刘宾客无体不备，蔚为大家。”自此仿佛各家对刘诗才开始有了一个重新认识。尽管翁方纲等未必赞同，争议仍在，但刘禹锡是中唐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在律诗、绝句方面的成就甚至要超过韩愈、白居易等，则几乎已成定论。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文史馆馆员

主编：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