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1882－1916）

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在《历史研究》第3期上发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提出在1907－1908年的《云南》杂志上发表诗文的击椎生不是蔡锷，“八九不离十”就是唐璆的观点。笔者认真查考后认为，曾业英先生的上述观点完全不符合史实。其提出的各种理由，没有一条能够成立；其有关论证，没有一条站得住脚。并指出，在《云南》等刊物上发表诗文的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杰出的民族民主革命家蔡锷将军（读者可参考本刊系列文章《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第一至二十期）。

2017年，曾业英先生又在《史学月刊》第9期上发表《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文，通过一系列“考证“，否定蔡锷参加过自立军起义。事实上，蔡锷参没参加自立军起义，当然是当年曾经与蔡锷一道参与了起义并幸存下来的人才最有发言权。虽然他们后来的回忆在某些细节上可能不尽准确，甚至可能有误，但其基本事实是不能轻易否定的。因为对于蔡锷而言，参没参加自立军起义，并不能影响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他一同过来的师友如梁启超、唐才质等人也完全没有必要为蔡锷在此事上“造假”，“编织出这么一个‘可爱’的故事”。倒是对于曾先生的文章，笔者粗略读过之后，明显感到其对于重要史料掌握不够，主观推测色彩过浓，许多论述并不符合史实，其结论完全不能成立。

由于笔者目前正忙于对于大量新发现的蔡锷佚文的整理和对于新发现不同版本的蔡锷文电的校勘（曾先生所编《蔡锷集》中所收文章在时间和内容上有大量的错误需要勘正）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因此没有闲工夫，像对待曾先生《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那样，写一篇辩驳长文，将其在《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文中的失误一一指出。但为了表示笔者对历史和蔡锷负责的态度，避免曾先生此文误导读者，以讹传讹，对蔡锷的研究和宣传产生不良影响，仅借此文指出曾先生此文中的一些重大失误，以与曾先生商榷，并就教于方家。

曾先生在此文中反复强调其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即学术界关于蔡锷1900年留学日本期间曾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这一共识，纯粹来源于梁启超1926年11月4日在北京清华学校“蔡锷十年周忌纪念会”上的演说、由梁启超弟子周传儒笔记、发表于同年11月8日北京《晨报》的《蔡公松坡十年周忌纪念特刊》上的《蔡松坡遗事》一文。为了体现其这一观点的重要性，曾先生在此文的第一部分“形成历史共识的史料源头”和第二部分“梁启超所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中，先后两次作了强调。第一次，曾先生强调的是此文“首开了这一说法的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蔡锷1916年11月8日逝世后，国内众多报刊为纪念这位反袁称帝的护国英雄，虽然发表了各地一大批悼念文电、纪念会演说词以及介绍他的光辉业迹的生平略史，但却没有一人以任何形式言及他当年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迄今所见梁启超这篇纪念蔡锷逝世周年的演说词，可以说是首开了这一说法的记录。（详见下图）

第二次，曾先生再次强调说：

如无其他新的证据，仅以梁启超事隔26年后这番回忆说词和唐才质依据梁的说词和其他人的回忆材料而编撰的所谓回忆录，就判定蔡锷1900年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将其捧为他的初试革命活动，岂不恰如古人所说：“今人只见鲁直（按：宋代诗人黄庭坚字鲁直）说好，便却说好，如矮人看戏耳！”那不过是人云亦云随声附和的矮人之见，是不能服众的。（详见下图）

有道是，真的东西，你不强调也是真的；假的东西，你说一千、道一万也是假的。所以，无论你曾先生断言“迄今所见梁启超这篇纪念蔡锷逝世周年的演说词，可以说是首开了这一说法的记录”也好；无论你曾先生断定“如无其他新的证据，仅以梁启超事隔26年后这番回忆说词和唐才质依据梁的说词和其他人的回忆材料而编撰的所谓回忆录，就判定蔡锷1900年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不论是矮人之见还是高人之见也罢，但不争的历史事实是，曾先生的上述结论都错了。因为对蔡锷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梁启超曾写过《祭蔡松坡文》一文（详见下图）。笔者要强调的是，这可是梁先生的亲笔之作，并非由记者或学生记录的演说稿之类。

对于梁启超关于蔡锷这样重要的文章，如果曾先生没读过，确实太遗憾了。因为上世纪30年代夏丐尊先生和叶圣陶先生所编写《初中国文科教学自修用国文百八课》中就有此篇，当时许多中学生就是通过这篇文章初次认识蔡锷的，而且还能背诵全文，对于此文真可谓是妇孺皆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蔡端先生1982年所编之《蔡锷集》中也收录了此文，流传甚广。如果曾先生读过此文，还在《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文中断言“迄今所见梁启超这篇纪念蔡锷逝世周年的演说词，可以说是首开了这一说法的记录”，那就有点妄言了。因为梁启超在此文中说：“庚子汉口之难，君之先辈与所亲爱之友，聚而歼焉，君去死盖间不容发。君自发愤而治军，死国之心已决于彼日。乙巳广西不死，辛亥云南不死，去冬护国寺街不死，今春青龙嘴不死。……”请教曾先生，这算不算梁启超“言及他（蔡锷）当年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这算不算“其他新的证据”？这是不是“矮人看戏”？曾先生的相关结论还能不能成立？

不过，梁启超此文未署写作时间，但笔者相信，曾先生认真读了此文或仔细查考之后，一定会得出其正确的结论，进而定能闻过则喜，知错即改，主动承认自己此处的严重失误。还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早于1926年之前涉及蔡锷参加自立军起义内容的文章，并不只是《祭蔡松坡文》这一篇，曾先生还可以再去找一找，一定还会有意外的收获的。

最后，真诚希望曾先生今后对于历史研究工作应当严谨一些，对于一些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要轻易下结论，草率拍板，以免浪费报刊，尤其是所谓核心期刊的珍稀的资源，以免浪费读者的宝贵时间，以免对革命先烈蔡锷的研究和宣传造成不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