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初即位，与大臣商讨治国之法。孝公本人倾向于通过变更法度、改变礼制的方式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是内心有所顾忌犹豫未决，于是保守派领袖甘龙、杜挚与改革派领袖商鞅围绕着是否进行变法展开辩论。

疑行无成，疑事无功

商鞅首先对孝公提出规劝，他认为行动迟疑一定不会有什么成就，办事犹豫不决也不会有功效，让孝公尽早下定决心展开变法，不要在乎世人的议论。毕竟愚笨的人在办成事情之后还不明白，而有智慧的人对那些还没有显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预测到。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讨论如何创新，却能够同他们一起欢庆事业的成功。也就是所谓的“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然后再进一步论述：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制，是为了方便办事的。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法度。如果能够使百姓得到益处，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礼制。孝公听了十分满意。据法而治，吏习民安

甘龙则首先引用“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来表达对废除旧制度的质疑，随后提出要顺应百姓的习俗来进行教化，毕竟秦国的官吏和民众都已经对旧法度十分熟悉了，贸然进行更改，恐怕秦国民众会对孝公产生非议，造成统治不稳的局面。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

商鞅驳斥甘龙为世俗之见、庸夫之语，他举出夏、商、周三朝礼制不相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先后称霸诸候的例子，认为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却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能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缚。他还告诫秦孝公：“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让孝公不要再犹豫。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保守派人物杜挚还在试图做最后一次努力，他指出：“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工具。效法古制并没有什么不对，遵循旧礼也不会使国家发展出现偏差。”希望孝公能再仔细思考此事。以时立法，因事制礼

商鞅对杜挚所说不以为然，他的依据在于：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进而阐述自己的观点：治理国家不一定只用一种方式，凡是对国家有利的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责难；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

孝公最后被商鞅说服了，他说：“我听说从偏僻小巷走出来的人爱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多喜欢诡辩，愚昧的人所讥笑的事，正是聪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兴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担忧的。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议论言词，我不再因它们而疑惑了。”随后颁布了开垦荒地的命令，开启了变法图强的第一步。

《更法》为《商君书》的首章，主要描述了秦国内部对于是否变法的争论，在这一系列对话中，商鞅提出了不少观点。例如：“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这对我们今天依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我们要知道治理国家的根本还是在于随机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