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626年），唐王朝京师长安发生了震惊朝野的玄武门之变。事变中，李建成、李元吉兄弟二人死于非命，事件发生不久，唐高祖李渊被迫禅让，李世民继位为君。

玄武门之变是为争夺皇权，发生的兄弟阋墙、骨肉相残事件。

或者后人要问：作为唐王朝的缔造者，李渊难道就无力阻止玄武门事件的发生吗？如果历史可以重来，李渊怎样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呢？

其实，李渊只需要做好一件事情，玄武门事变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发生。

玄武门事变痛下杀手的是李世民，酿成大错的人却是李渊。导致兄弟相残，完全是李渊这个作父亲的昏招迭出的原因。

其一：李渊是开国之君不假，也有远过常人的雄材大略，但唐王朝在建立之初就有政治短板。李渊起家靠的是告密，因为揭发杨玄感造反而受到隋炀帝赏识的。隋大业十三年（617），李渊出任太原留守，成为一方诸侯。但隋炀帝对他既要用，还要小心提防，在他身边安排了亲信监视。李渊以告密起家，自然自己不会在这种事情上摔跟头，正是他的小心谨慎，在太原始终未能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手下可掌控的人马不过三五千之众。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渊起兵反隋时势单力孤，不得不向突厥低头，又是称臣、又是借兵买马。开疆拓土，又不得不依靠儿子李世民东征西讨。

其二：建立政权后，李渊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将内政交由太子李建成，“自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军权则交给二儿子李世民，并授权建天策上将府，自署官员，听任李世民势力坐大，为后来的玄武门埋下了隐患。自己不是乾纲独断，亲政、亲征，而是在有能力处理政务的时候就将政治、军事大权交由儿子处理，这在历史上也是特例。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皇权旁落、政出多门，文臣武将悉数聚集在两个儿子门下，只知有太子、秦王，而不知有皇帝了。也不能怪李世民不在其位而谋其政，要求进步是每个政治人物必须的品质。

其三：在太原起兵之前，李渊未能形成自己的政治势力是有历史原因的，但在他建都长安称帝后，也没有能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治利益共同体就怪不得旁人了。玄武门事变前，满朝文武，只有一个裴寂算是李渊亲信，其余人早就各自进行了政治选边站队。

尤其重要的是，负责宫禁安全的武士彟（武则天之父）本是从龙元勋，却被他莫名其妙的打发离开了长安，自去藩篱，以致于后来的不可收拾。

其四：长安作为帝都，是首善之区国之根本所在，城中军事力量理应是天子绝对掌控，除了禁军不应该再有其余武装。

但是，李渊在位时，长安城内的军事力量不仅包括禁军，太子府的私军，还有秦王、齐王两府的王府兵。

长安禁军主要是李渊起家时的那一帮人，但是李渊建立政权后，误以为从此天下太平，“悉罢遣归”，只有数万不愿意回故乡的，就给他们“渭北白渠旁民弃腴田分给之，号‘元从禁军’”。本来，那些不愿重返原籍的士兵多是老弱病残，承平日久，早已不复当年之勇。李渊对此应该有所了解，只是大意了。

李世民府中有一千余人的武装力量，但仅够勉强护卫王府安全，难以成为权力争夺的有力砝码。因为仅是李元吉府中的武装力量，就与他大体相当。

太子李建成身为太子，不应该拥有武装，但却“私召四方骁勇，并募长安恶少年二千余人，畜为宫甲，分屯左、右长林门，号为长林兵”。加上亲信罗艺的突骑三百“置宫东诸坊”，李建成东宫有三千左右精兵。

玄武门事变发生前，长安城中三大政治势力的兵力，李建成与齐王府最强，李世民次之，李渊所辖战斗力最弱。李世民虽然在洛阳有强援，但如果一旦有事发生，则鞭长莫及。

因此，李世民惟有暴起发难，暗施冷箭，放手一搏才有机会成功。李渊、李建成、李元吉父子对李世民发动政变没有防备，正是因为他们占据了绝对优势，误以为可以高枕无忧，放松了警惕。

历史证明——事故缘于一时的麻痹！

造成玄武门事变的各种原因数不胜数，但究其根本，想要避免骨肉相残的发生，李渊只须将权力紧紧掌握在手中，军政大事亲力亲为即可。

从李世民继位后即纵禁苑鹰犬、停诸官所进珍异、放掖庭宫女三千余人的举措来看，李渊在位期间太过注重声色欢娱享受。这样的人做好守成之君都难，开创一个王朝则不合格了。幸亏李渊作了太上皇，也多亏李世民没有斩尽杀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