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翻阅《遵义地区志·文化志》时发现：清代以前，遵义文化大事仅有四件，其中就有“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余庆首任县令袁尚纪捐俸创建学宫于城西，崇尚先圣（孔子），乐有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舞八佾，曲有昭平、宣平、秩平、叙平、懿平、德平六章”。

余庆第一知县袁尚纪何许人？

一、生平稽考

袁尚纪，是四川江油人，拔贡生。《余庆县志》载：“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平播之战结束，次年四月二十九日，隶属播州的余庆、白泥二长官司合并建置余庆县，袁尚纪为第一任知县。”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被万历皇帝任命为右副都御史贵州巡抚郭子章，兼制蜀楚军事，与湖广川贵总督李化龙合力剿平播州杨应龙叛乱，彻底消灭了盘踞播州八百余年、世袭了二十九世的杨氏土司，又多次平定贵州苗、瑶起义，以功封兵部尚书、右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衔。那时贵州由巡抚郭子章主事，所辖府、县官史必为其亲点委任。由于袁尚纪在永宁摄事期间，清正廉洁，勤政为民，公平办事，黎民敬仰，深得郭公赏识，平播后郭子章便委袁以余庆知县之重任。

那时，“余庆地瘠民贫，兼之苗、汉杂处，声教不通，虽旧设白泥、余庆两土司辖制，然俱为播州属地，自应龙叛乱后，人民日渐贫弱，幸赖袁公竭志殚精，尽心民事，彰明教化，俾数千年声教不通之地，化夷为汉，袁公之功不綦伟欤！”《余庆县志》（陈志）。由此可见，他的确不失为一位清正廉洁为民的县官。

据《余庆县志》（陈志）大事载：他不仅有捐俸倡建学宫的政绩,而且还组织民工修筑城池，田分三则，丁随田办，兴建塘堰灌溉田亩，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

二、修筑城池

《余庆县建城碑记》志：“……余庆者，岩邑也。古罗施国夜郎牂牁地，楚、蜀、滇三路皆通……余庆虽小邑，实属重地也”。于是“……中丞郭公经理其地，……镇远守备史良将董其事，永宁知州摄县事袁尚纪鸠其工，典史向炳襄其成，……”。明万历辛丑年始工，壬寅冬城成。修城劳工由袁尚纪组织。费金1600两，粮食1500余石。城墙周长317丈，高1.6丈,宽1丈,垛口330个。城门4道,东门名“来喜”、西门名“太初”、南门名“南熏”，后闭北门。“来喜门”“太初门”、“南熏门”由郭子章亲笔所书。城成，民心安稳。直到明朝未墙体才始有倾垲。清康熙、咸丰、同治、光绪年间曾数次重修、补修。城墙在历次战乱中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因1953年和1955年两次拆其城墙石料修建牛场河大桥及康寨大堰，致使三百年城墙才完全消失。

三、筑堰兴渠

民以食为天。为了安顺民心，让耕者有其田,田者有人耕，到任后的袁尚纪，足迹遍及余庆，体察民情，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将余庆之田分为上、中、下三则，丁随田办，按田地等级和亩分赋税。到任次年（1601年），因见余庆县城沿河七八里内，数千亩良田，居然无沟渠蓄水灌溉，若遇天久不雨，必至干旱。于是在郭子章的经理下，他陪同郭公四处巡视，根据河势田园布局，遂定于康寨之上截河筑堤，开沟培渠，引水灌溉上里、麦园千余亩良田，并名之“雷公堰”。之后又在赤土田之上分河筑堤，取名叫“赤土堰”，其水灌溉赤土田数百亩。不久，又在上里截河筑堤修“正官堰”，以灌溉龙家沟以下至白马庙良田千余亩。为使“雷公堰 ”和“正官堰”抵御洪汛，特设轩有水闸。

四、创建学宫

平播之前余庆虽然有七百多年的土司历史，但毕竟是少数富人才涉及文化和教育，百姓是极少有条件入熟就学的。再加上杨应龙对属下土司的掠夺摧残，致平播烽烟战乱怏及余庆数月之久。致使贫脊的余庆雪上加霜，彰明教化之事几于颓荒。严酷的现实，让袁知县深为忧虑。为此，他在安稳民心，解决民生同时，着手兴办教育，并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他康慨解囊，捐资修建学宫于城西（现邮政宾馆一带），成为县内自有文字记载的传授文祀礼乐以来之先。

至清康熙年间，著名史学家、诗人、画家、余庆知县蒋深又倡导捐修文庙于城内，使崇尚孔子，传播儒学的活动进入更加丰富和繁盛的时期。无庸置疑，余庆今天能成为蜚声四海的文明、祥和家园与儒学文化在余庆沉淀的深厚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

光阴荏苒，日月其除。袁尚纪虽相去四百余载，然，因其励精图治，德惠黎民，“俾数千年声教不通之地，化夷为汉”；兴修水利，让百姓安居乐业；创建学宫，促余庆文明渐启，其无量的功德，青史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