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陈居渊

1989、1992年先后在复旦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中国经学史、中国易学史研究。

摘 要：“正统”问题，是中国古代史学编纂史上一个颇多争议的问题。在清代乾嘉时期，由于谢启昆编撰的《西魏书》将中国历史上元宝炬的西魏政权确立为正统，引发了乾嘉学者的“正统”与“僭伪”之辩，从而对传统正统观念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和反思。在《西魏书》刊行以前，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都将元善见建立的政权称“东魏”，视元宝炬建立的政权则单称“魏”。这种在国名前增减方位词以示正统，显然是所谓“一字以为褒贬”的春秋笔法。而谢启昆编撰《西魏书》，不仅主张西魏为正统，同时也承认东西魏分立的历史事实，不忌讳用“西魏”之名，不拘泥于春秋笔法。基于同样的认识，谢启昆也不将元善见的东魏和萧詧的西梁视为“僭伪”，并且列入《载记》，以表示对不属于正统王朝的割据政权的尊重。他的这一做法，在当时的学术界赢得一片掌声。学者们一方面赞誉该书具有“补阙”“存统”“正名”“搜轶”“严界”“辨诬”的特色，同时批评以往的编史方式是遵循传统“正统”观念而牺牲历史事实，是一种恶劣的学风；另一方面，又主张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坚持不溢美、不隐恶的春秋笔法，反对歪曲事实，妄为褒贬，并对西晋杜预所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予以抨击，认为它违背了春秋笔法。乾嘉学者在跳出传统正统论观念的同时又确信春秋笔法，凸显了他们仍然根植于传统“正统”观念和被遏制的历史经验，展示出在探索中国历史发展动因时所显现出来的矛盾心态。而这种矛盾心态，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体现了走出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中心主义的束缚，具有较为鲜明的历史文化认同与历史主义意识。他们的这种观念，既反映了明清以来“夷夏之防”观念的日趋淡化，从而在修史观念上有新的突破；也扭转了那种认为乾嘉学者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充其量只限于对古史的考订和辨正的负面形象，给人以新的思考。

关键词：清代 乾嘉史学 正统论 《西魏书》

“正统”问题，是中国古代史学编纂史上一个颇多争议的问题，有所谓“古今正统之论，纷纭而不决”一说。公元1775年，清代乾嘉学者谢启昆编撰的《西魏书》开雕刊行，随即引起了学界的热议，在赞誉可与《史记》《汉书》相媲美的的同时，也点燃了乾嘉之际关于“正统”与“僭伪”的讨论。这既反映出乾嘉学者所持正统观念的矛盾心态，也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历史文化认同与历史主义意识，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乾嘉史学的实态。鉴于以往学者每每视其史料价值不高而忽略乾嘉史学中这一重要环节和理论动向，因而从这个角度进行探讨的专论凤毛麟角，本文拟就此略陈管见，以求正于专家学者。

壹

谢启昆（1737—1802）字良璧，号蕴山，又号苏潭，清代江西南康人，乾嘉之际著名的学者型官僚。他不仅仕途顺畅，而且与当时赵翼（1727—1814）、钱大昕（1728—1804）、毕沅（1730—1797）、姚鼐（1731—1815）、翁方纲（1733—1818）、章学诚（1738—1801）、凌廷堪（1757—1809）、焦循（1763—1820）等乾嘉著名学者切磋问学，在经学、史学、方志学、文学等方面也都有重大的建树。他编撰的《西魏书》，颇受当时学者的推崇。

《西魏书》总共二十四卷，包括“纪”一卷、“表”三卷、“考”六卷、“列传”十三卷、“载记”一卷，是一部纪志表传俱全、体例整齐的纪传体史书。所谓“西魏”，即指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元修征讨高欢（496—547）失败，逃至关中，投靠将领宇文泰（507—556）；次年，宇文泰杀孝武帝，立元宝炬为帝，建都长安，史称西魏。所辖政区，即今河南洛阳以西的原北魏领土及益州、襄阳等地。公元557年初（西魏恭帝三年十二月），元宝炬为宇文泰之子宇文觉所取代。对于中国历史上这个短暂的政权（历经三帝，共二十三年），史学家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例如，魏收（507—572）在编撰《魏书》时，每每视其为伪统而不予承认。然而，魏澹（580—645）、颜之推（531—591）主持编撰《后魏书》时，则以西魏为正统，东魏为伪统；但该书如今不存，流传于世的只有魏收的《魏书》。清代乾隆时期，谢启昆为了弥补这一历史缺憾，于是编撰《西魏书》，重新确立西魏政权为正统。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说：

魏收党齐毁魏，削孝武谥，名西魏帝，尊卑序失，过莫甚焉。魏澹《后魏书》以西魏为正，以东魏为伪，名始正焉。惜其书亡佚，而收之秽史独存，是以西魏之典故人物阙焉无征，用是慨然搜集旧闻述《西魏书》，窃附彦深之志。

可以说，这正是谢启昆编撰《西魏书》的初衷。也正因此，随着《西魏书》的刊印，立即在学界赢得一片掌声，赞誉该书填补了历史空白，可以追步先儒。例如，钱大昕认为，该书“不独为前哲补亡，而《将相》《大臣》《征伐》诸‘表’，精核贯串，又补前史所未备。传诸异日，视萧常、郝经之续《后汉书》，殆有过之无不及也”；赵翼指出，“近日谢蕴山藩伯另撰《西魏书》，以次于《魏书》之后，诚得史裁之正也。其采掇亦甚详，可称良史”；毕沅也称其为，“复于一千三百年余网罗搜讨，勒为一家，非载籍博而用力深者，曷克至此”。

与此同时，该书也引发了乾嘉学术界关于“正统”与“僭伪”的讨论。凌廷曷堪认为，该书跳出了传统编撰史书囿于“正统”“僭伪”的局限，具有卓越的史识。即以“补阙”“存统”“正名”“搜轶”“严界”“辨诬”等所谓“六善”加以概括；李富孙（1764—1843）则有诗云：“彦深菑史已无传，孰与重操笔削权。特系太和西窜日，为余孝武僭称年。正名定分扶君实，谨例严凡接马迁。不独远文堪补阙，千秋公论赖斯编。”顾宗泰亦有诗云：“邺都僭号永熙年，作史须掺南董权。名正东西垂大法，卷成廿四挈宏篇。虞初釆博稗官合，刼后捜精牌版传。涑水昔称延寿笔，视公著作孰推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扬州学者焦循所作的《西魏书论》一文。他认为，遵循传统的正统观念而牺牲历史事实的编史方式，是一种恶劣的学风，因而要从中清理出历史真相，也就应该不受传统正统观念的束缚。所以，文中竭力维护西魏政权为正统的合法性。现节录如下：

《西魏书》，谢蕴山先生所撰也。乾隆乙卯秋，遇桐城胡雒君于金陵，雒君以是书见遗，于时谭者或疑之，盖未识著书之体也。因为之辨。议者云：“正统之传，自汉魏而晋、宋、齐、梁，以至于陈，作《西魏书》是无梁陈也。”夫如是，是不独《西魏书》可不作，而魏收之《魏书》、李百药之《北齐书》、令狐德棻之《周书》均可以废。何也？非正统之所在也。……正统之辨，莫严于昭烈之于孙、曹，余尝以是通诸后世，以为萧詧犹在，不可帝陈，晋立太原未当尊郭。以是言之，则姚氏之《陈书》可废矣。唐得天下于隋，隋承魏、周者也，宜内魏而外梁、陈。唐时南北诸史并列不使偏废，又何疑于《西魏书》之作乎？况《西魏书》之作所以夺北齐之统无与于梁、陈，袒梁、陈之篡窃而外魏，复袒高氏之篡窃而外西魏。为此论者，不独于著书主客之体有不明，并大公大义之所在亦不暇顾也。

在中国历史上，“正统”一词，原是指天子颁布的历法。例如，《春秋》一书中的“春王正月”，就是明王之正的意思。又如，《汉书·律历志》就有“三统”“三正”的记载。乾嘉时期的学者崔述（1739—1816）说：“昔者三代之盛，历法修明，王者之政令被于天下，岁颁朔于诸侯，诸侯奉若而不敢违，故其时无不遵天子之正统者。”后来，因王室衰微，天下纷争，诸侯各有历法，逐渐不理会天子的正统地位；秦汉时期的所谓改正朔，已含有政权合法性的意味。此后，历代王朝的开国皇帝往往在夺取政权之初，必先诉诸正统，以获取合法的统治地位。即以某一王朝在统一全国后，对其一系相承的系统称为正统，被宋代学者欧阳修（1007—1072）称之为：“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

正统之辨，始于陈寿（233—297）编撰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以蜀汉为伪统。到《旧唐书》，更将吴、蜀列入伪史之列。此后，历代史家为此争辩不休，然而终无定论。梁启超（1873—1929）曾作过这样的观察：

自古正统之争，莫多于蜀魏问题。主都邑者以魏为真人，主血胤者以蜀为宗子，而其议论之变迁，恒缘当时之境遇。陈寿主魏，习凿齿主蜀。寿生西晋，而凿齿东晋也。西晋踞旧都，而上有所受，苟不主都邑说，则晋为僭矣，故寿之正魏，凡以正晋也。凿齿时，则晋既南渡，苟不主血胤说，而仍沿都邑，则刘、石、符、姚正，而晋为僭矣。凿齿之正蜀，凡亦以正晋也。其后温公主魏，而朱子主蜀。温公生北宋，而朱子生南宋也。宋之篡周宅汴，与晋之篡魏宅许者同源。温公之主都邑说也，正魏也。凡以正宋也。南渡之宋与江东之晋同病。朱子之主血胤说也，正蜀也。凡亦以正宋也。盖未有非为时君计者也。

可见，所谓“正统”“僭伪”之辨，实际上是政权的嫡传与直接继承者之间的争执，所反映的还是王权的最终归属问题。所以，梁启超认为：“南北正统之争本已无聊，况于偏霸垂亡之元魏，为辨其孰正孰僭，是亦不可以已耶。然蕴山实颇具史才，此书于西魏二十余年间史料采摭殆无遗漏，结构亦谨严有法，固自可称。”梁启超所说的“蕴山”，即指谢启昆；而所谓“颇具史才”，实际上也是暗寓谢启昆已跳出了传统正统观念而编撰《西魏书》，所以是“固自可称”。因此，上述乾嘉学者纷纷作文或作诗来论证与支持《西魏书》将西魏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的合法性恢复，事实上也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正统观念提出了质疑和反思，同时也表明他们自己并不完全持有严格意义上的传统正统观念。

与正统之辨一样，乾嘉学者又比照《西魏书》中所阐述的历史“断限”问题展开了讨论。例如，谢启昆与赵翼多次书信往来，讨论自己所拟定《西魏书》各列传中所选人物的时间断限问题。赵翼的基本意见是：

今《西魏书》以宇文泰为西魏功臣之首，特为立传，此与《后周书》立《杨忠传》同一卓识。泰既立传于西魏，而与泰同仕魏朝，同受魏封之人，反以其仕周遗之，转不免留全书之缺矣。

对此，谢启昆则认为：

弟为此书之初，搜罗周、隋两朝之曾仕西魏者，凡三百余人，《周书》列传非西魏臣者，十无三，势难废《周书》而改为西魏，故拙撰列传，以宇文受禅为断，其下仕周、隋者，即不立传，虽尉迟迥、独孤信辈，勋业烂然，亦从删削。

在谢启昆看来，《周书》列传中不当收入诸如斛斯椿、王盟、贺拔胜等人，原因是在周孝闵帝宇文觉受禅之前就已经去世，事实上仍属魏臣，所以在《西魏书》中应予以立传。至于苏绰等人，由于他们都是效忠宇文泰的，而宇文泰本人未尝受禅，所以苏绰、宇文泰从名分上讲仍然还是魏臣，都应当在《西魏书》中立传。谢启昆的这一见解，得到了钱大昕、凌廷堪、胡虔（1753—1804）、焦循等乾嘉学者程度不等地支持与肯定。法式善（1753—1813）在读了《西魏书》后，赞赏该书的“《列传》则以宇文泰标首，清河王世子善见并为立传，皆卓识也”。自秦汉以来，古代史家的断限标准往往为的是“明正闰”“辨僭伪”“定正统”。晋代武帝时荀勖（？—289）、王瓒、贾谧（？—300）三人为晋书断限发生争论，实质是以魏为正统还是以晋为正统的争论。宋元时期，这种以“正统”为断限标准的观念，有更突出的表现。史书断限，既是编撰者历史观念和编撰思想的一种具体反映，又是体现历史著作者对历史发展阶段的认知水平，所以，赵翼与谢启昆关于《西魏书》立传人物断限问题的不同见解，不妨说是乾嘉学者反思正统观念的直接反映。

贰

《西魏书》虽然是为西魏争正统，但在评价西魏史事和人物过程中，谢启昆仍然坚持“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的春秋笔法。例如，评价孝武帝元修是“或时弯弓，或时推案，君臣由此不安”，缺乏做帝王的潜质，由此为日后埋下了被杀的祸根；而文帝元宝炬却是“沈毅有远略”；废帝、恭帝则是平庸之辈，他们难以绵延国体，即所谓“废恭庸弱，国祚以亡”。对于西魏将相，《西魏书》同样能以较为客观的态度予以恰如其分地评价。在该书列传有选择的“论曰”中，每每在表彰忠义的同时，也指出他们自身的缺失。例如，既赞扬苏绰（498—546）“以经世之略”，可与历史上的管仲（约前723—前645）、孔明（181—234）比肩；又因苏绰“作大诰以正文体浮华之弊，几乃必规抚《尚书》以为程度”，导致了“勦袭雷同”的弊端而为人不屑。此外，对那些在战争中被东魏俘虏的将领如毛鸿宾、泉企、赵善、王思政等，也都以“势穷力蹙，陷身异国，君子论其世，未尝不悲其志焉”而予以充分的理解。这些，都体现了谢启昆实事求是的编史态度和不溢美，不隐恶，反对歪曲事实、妄为褒贬的编史传统 。

与《西魏书》一样，乾嘉学者不但支持《西魏书》的正统观念，而且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也同样坚持春秋笔法。例如，乾嘉学者竭力否定西晋杜预（222—285，字符凯）所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以下简称《集解》）的历史价值便是一例。《左传》是一部记载春秋时代鲁国历史及春秋历史的编年史书，自西汉贾谊（前200—前168）作《春秋左氏传训诂》后，便不断有人替《左传》作注释。西汉有张苍、张敞、刘歆；东汉有陈元、郑众、贾徽、贾逵、马融、延笃、许淑、服虔、颖容；三国时期魏国有王肃、董遇等。至晋代，学者杜预自称有“左氏癖”，所撰《集解》条理《左传》凡例五十，别例四十九，其宗旨为三体五事，对历史上所谓的“弑逆之臣”都着力维护，引起了后世的不满与讥讽。在清代，从清初开始，就有万斯大（1633—1683）批评他为“邪说之惑人”。乾嘉之际，对杜预的批评逐渐升级。常州学者洪亮吉（1746—1809）说：“元凯之注，其望文生义。”沈钦韩说：“杜预以罔利之徒，懵不知礼文者，蹶然为之解，俨然行于世，害人心，灭天理，为《左传》之巨蠹。”福建学者陈寿祺（1771—1834）认为：“杜预注《左氏传》，排弃先儒，奋笔私创。其善者多出贾、服，而深没本来；其谬者每出私心，而恒乖经意。览其全篇，曾无援据经典，征信六艺。”焦循则对杜氏人品的抨击更是不遗余力。他说道：

余幼年读《春秋》，好《左氏传》，久而疑焉。及阅杜预《集解》暨所为《释例》，疑兹甚矣。孔子因邪说暴行而惧，因惧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春秋》者，所以诛乱贼也。而左氏则云：“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杜预者且扬其辞而畅衍之，与孟子之说大悖，《春秋》之义遂不明。……余深怪夫预之忘父怨而事仇，悖圣经以欺世，摘其说之大纰缪者，稍疏出之，质诸深于《春秋》者，俾于下后世，共知预为司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蟊贼也。

不难看出，焦循由最初的喜好《左传》，到后来的怀疑《左传》，最后又抨击《集解》，实是出自对杜预其人的鄙夷。

据《晋书·杜预传》记载，杜预的祖父杜畿（161—222），曾担任过魏国（曹魏政权）的尚书仆射；父亲杜恕（198—252），官至幽州刺史，为人倜傥任意，因与司马懿（179—251）不和，受到司马懿的排挤，于是忧郁而死。杜预也因此受到牵连，仕途被阻。后来，司马昭（211—265）为了达到最终取代曹魏政权的政治目的，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广泛搜罗才士，将自己的亲妹妹许配给杜预，与杜家结成了姻亲。于是，杜预也时来运转，官运亨通，拜爵封侯，从此对两家以前的宿怨淡然置之，竭力为司马氏效忠。所以，焦循批评他：“既目见成济之事，将有以为昭饰，且有以为懿、师饰，即用以为己饰。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夫懿、师、昭，乱臣贼子也。”所谓“成济之事”，指曹魏太子舍人成济（？—260）依附司马昭，当魏主曹髦（241—260）企图率众攻击司马昭时，受司马昭指使前去刺杀曹髦；事成之后，司马昭反而以有失君臣大义之罪将其处死，以维护自己一贯忠于魏主的假象。然而，了解这一事态真相的杜预，不仅没能站出来主持正义，揭发司马昭的险恶用心，反而竭力为司马昭粉饰，甚至还为其父司马懿、其兄司马师（208—255）粉饰。焦循认为，这就是杜预编撰《集解》一书的真正企图。为了证明自己所作的判断不诬，焦循在《春秋左传补疏》中就此议题再三阐发，可谓不遗余力。例如，在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条，焦循说：“杜预之以孔父为不善，所以掩王凌、何晏、李丰、张缉、毌邱俭、诸葛诞、王经之忠也。诸君之忠掩，则预之不孝不忠者。”又如，在庄公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万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条，焦循说：“杜氏每以名字为褒贬，曲为之说，其病甚大。”再如，襄公二十五年“下车七乘，不以兵甲”条，焦循说：“司马昭弑高贵乡公，以王礼葬之。全袭左氏，此传所以明降帝礼为王礼，即隐以比高贵于齐光，比司马为崔氏也。杜预托左氏以掩司马氏之恶。”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乾嘉学者试图用历史教训那些“乱臣贼子”所持有的传统正统观念及其对杜预的偏见。

魏晋之际，曹氏政治集团与司马氏军事集团之间的冲突，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皇权与夺取皇权的政治斗争，两者之间本来也谈不上谁是正统，谁是僭伪。按照儒家的价值观念，司马氏固然是“乱臣贼子”，但是历史上的皇权更替，不正是那些被称作“乱臣贼子”的反动而一代一代地延续？例如，曹魏政权不也经历了由夺取东汉刘氏皇权的僭伪到确立为正统的一个革命过程吗？因此，杜预本人虽然与司马氏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书中也不免时时显露出袒护司马氏的主观倾向，然而这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古代社会，他作出这样的一种选择也是能够理解的。而且，从现在传世的《集解》来看，它也并非一无是处。例如，杜预在书中就提出了“民为神主”“政顺民心”“国之用民，当随其力任”等政治理念，这也正是儒家民本思想中“民贵君轻”理论在魏晋时期的再诠释。它不仅在价值判断上颠倒了传统的尊卑观念，也揭示了《左传》研究的时代方向，应该说是一种进步。据《晋书》介绍，《集解》甫出，虽然不为当时所重，但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推崇。例如，陆澄（425—494）说：“杜预注《传》，王弼注《易》，俱是晚出，并贵后生。杜之异古，未如王之夺实，祖述先儒，特举其违。”王俭（452—489）说：“元凯注《传》，超迈前儒，若不列学官，其可废矣？”房玄龄（579—648）称之为：“孔门称四，则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独擅其一，不其优欤！”这说明，杜预对《春秋左传》的诠释还是得到了当时学术界认可的。然而，受焦循等乾嘉学者将其视为“司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蟊贼”的影响，后来李贻德（1783—1832）在研究《左传》时，尽弃杜注，专辑贾逵（174—228）、服虔之注；刘文淇（1789—1854）在作《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时，虽然认为焦循的批评尚有商榷的余地，但试图取代《集解》的意图也极其明显。这之中除了确信春秋笔法之外，无非是由那些根植于传统正统观念和被遏制的历史经验所致。

叁

乾嘉学者一方面支持《西魏书》跳出传统的正统论观念，另一方面又严厉地抨击杜预“悖圣经以欺世”的违背春秋笔法，这看似难以调和的两者之间，其实并不矛盾。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其一，受到清朝官方正统观念的影响。早在清初，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就对弥漫于学术界的“持一姓之统、夷夏之防”的正统观念作过明确的表态：

今宋明诸儒，人尚以其宜附孔庙奏请。前代帝王，既无后裔；后之君天下者，继其统绪，即当崇其祀典。朕君宇内，不得不为前人言也。朕意以为，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祀。

在历代帝王是否可以崇祀问题上，康熙帝虽然没有说哪些帝王可以崇祀、哪些不可以崇祀，但是从“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祀”一语来看，他显然是不同意宋明以来持一姓之统、夷夏之防来评骘帝王行谊，并据《春秋》褒贬以定正统观念的。乾隆帝（1736—1795年在位）则在乃祖的基础上，对“正统”作了新的界定。他说：“（圣祖）声明，偏安亡弑不入祀典，而仍入辽、金二朝，不入东西晋、元魏、前后五代，未免意有偏向。视若仰承圣意，而实显与圣谕相背。”在他看来，从蜀汉至唐的三百多年间，虽然政权众多，而且也都以分崩离析而告终，但作为在历史上曾经拥有疆域而建立的王朝，尽管时间短暂，也应该享受被后人祀典的待遇，因为其中不乏有那些“英毅节俭”之主。正是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他对西魏政权的几位皇帝大加赞赏：“若元魏，雄据河北，地广势强，太武、道武勤思政理，讲学兴农，亦可为偏安英主。并当量入祀典，以示表彰。”晚年又再次强调“正统必有所系”，即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政权都应该得到尊重。当然，清朝是满族入主中原，也即所谓的“夷”，所以，从康熙到乾隆不断地辨清历史上的政统源流，无非是向世人表明，清王朝的建立是合理的，同时也是正统的。这应该是当时正统观念的指导性思想。既然朝廷旨意已定，那么，上行下效也是势在必然。考谢启昆所撰《西魏书》，正是乾隆帝不断强调“一统帝系之公”的正统观念之际，而书中之所以将西魏政权立为正统，不能完全排除该书为谢氏仰承圣意而作的企图。也正因此，乾嘉学者在评价《西魏书》时所显现的正统观念，可谓与朝廷旨意遥相呼应。

其二，基于儒家提倡“君臣大义”的政治立场。在乾嘉学者看来，杜预的失误在于违背了“夫子修《春秋》，别事非，申黜陟，而贼臣逆子惧”的遗训，淆乱了儒家所强调的君君、臣臣以维系礼秩的理念，导致杜预作出错误的判断，给后世造成了恶劣影响，即焦循所说的“杜预者，且扬其辞而畅衍之，与《孟子》之说大悖，《春秋》之义遂不明”。在古代社会，“孔孟之道”既是读书人的信仰，也是读书人的行事准则，一旦被认为违背了孔孟之道，那么他就会成为公众批评的对象，成为历史的罪人，即使他在学术研究方面曾经做出过炫世的成就，也难以消除人们对他的偏见，而这种偏见也始终影响着对他的正确评价。按照儒家的观念，《春秋》一书原是为警戒历史上那些“乱臣贼子”而作的，而司马氏也一直被史家描绘成篡弑而无所顾忌的权臣，本质上也属“乱臣贼子”一类的人物。然而，杜预假借解释《春秋》的名义，处处为司马氏开脱，并且为其寻求政治上的合法性依据，这对恪守儒家信条的乾嘉学者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因此，通过重新梳理《春秋左传》，进而抨击杜预，否定他的学术成就，也就毫不奇怪，是很自然的事了。

其三，乾嘉之际撰史观念的变化。例如，陈鳣（1753—1817）编撰的《续唐书》，以南唐为正统，接续后唐，取代《五代史》，从而被梁启超讥为“为古来民贼争正统闰位”。又如，周春（1729—1815）编撰的《西夏书》，“义例皆精审，非徒矜书法”。焦循的同乡黄文晹曾打算编写一部从汉代至元代的通史，在所拟定的目录中，将汉、曹魏、西晋、后魏、周、隋、唐、辽、金、元等十个朝代列为正统，视蜀汉政权为“益州盗刘备”，视孙吴政权为“江南盗孙权”，特别是称北宋为“汴州盗赵匡胤”附于辽纪之后，称南宋为“降将赵构”附于金纪之后。黄文晹此举，曾引起当时学界的一片哗然，纷纷指摘他“异说而不让，高论而不顾”。唯独凌廷堪叹惜其“矫枉过正”，并认为“正闰之说，迄无定论也。自宋人正统之论兴，有明袭之，率以己意，独尊一国，其余则妄加贬削，不以帝制。黄氏矫其弊可也”。这说明，凌廷堪虽然不同意黄文晹那样的走极端，但是同样不认同宋明时人“独尊一国”的正统观念。与焦循一样，凌廷堪也写过一篇《西魏书后序》，称赞维护西魏正统是“发古人未发之公，抉前史未抉之隐”。又有诗云：“拘拘论正统，脱口即纰缪。”钱穆（1895—1990）因此说他是“反民族观念之历史论”。这话未免有些过头，但恰恰证明乾嘉学者在反思和论证历史上所谓“正统”问题时所出现的上述矛盾，也正是乾嘉之际学者在探索中国历史发展动因时所显现出来的矛盾心态，而这种矛盾心态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体现了走出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中心主义的束缚，具有较为鲜明的历史文化认同与历史主义意识。

历史主义要求从历史的联系、变化、发展的观点去认识历史现象，即把历史现象与产生它的各种历史条件联系起来，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去认识，从历史的深度中把握历史的来龙去脉。同时也要求，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置于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中去分析、去评价，既不能把历史人物理想化而任意拔高，也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历史人物。对此，《西魏书》与乾嘉学者也同样有所体现。例如，在《西魏书》刊行以前，北宋司马光（1019—1086）的《资治通鉴》和南宋朱熹（1130—1200）的《通鉴纲目》都将元善见（525—552）建立的政权称“东魏”，视元宝炬建立的政权则单称“魏”，目的是“盖以正统予之，不便与东魏对称也”。这种在国名前增减方位词以示正统，显然是所谓“一字以为褒贬”的春秋笔法。然而，谢启昆则认为：“魏之全史既无从补正，今所纪只四帝二十余年之事，称《后魏书》，则虑与全史混，故题曰《西魏书》，以着其实。”换言之，谢启昆编撰《西魏书》，不仅主张西魏为正统，而且同时也承认东西魏分立的历史事实，不忌讳用“西魏”之名，所以，不拘泥于春秋笔法。基于同样的认识，谢启昆不视元善见的东魏和萧詧（519—562）的西梁为“僭伪”而列入《载记》，表示对不属于正统王朝的割据政权的尊重，即他所说的“魏收则加晋宋齐梁以僭伪、岛夷之目，此与小儿之怒骂无异，亦何取乎？”同样，王鸣盛（1722—1797）在乾嘉学界一片批评《魏书》为“秽书”的指责声中，不仅认为西魏宇文泰与东魏高欢“两家皆篡弑其主者，则二魏难分正伪”，而且还进一步指出“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其后修改者甚多，而总不能废收之书。千载而下，他家尽亡，而收书岿然独存”，充分肯定了《魏书》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钱大昕则认为，纯粹地以正统观念寻求历史真相毫无意义和价值，即所谓“宋初距唐已远，而犹徇唐人偏党之私，益为无谓”。两人虽然视角不同，但这种由原来的全盘否定转变为有选择地吸收和积极肯定，无疑也是一种历史文化认同与历史主义意识的表现。

总之，乾嘉学者对“正统”的观念与历史意识，一方面反映了明清以来“夷夏之防”观念的日趋淡化，从而在修史观念上有新的突破；另一方面，也扭转了那种认为乾嘉学者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充其量只限于对古史的考订和辨正的负面形象，给人以新的思考。它也为今天的史学研究提供了借鉴，值得后人重视。

【注】文章原载于《南国学术》2017年第4期。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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