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爽重用少年名士何晏、邓飚、毕轨等人,清谈玄理,变更旧章

正始时期的政治时局是影响±人心态及他们的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自魏明帝曹叡去世,继位的齐王曹芳只有8岁,明帝托孤宗室曹爽和重臣司马懿辅政,曹氏、司马氏的明争暗斗从此就开始了。曹爽重用少年名士何晏、邓飚、毕轨、丁谧等人,清谈玄理,变更旧章。但司马懿是河内温县大族,最有谋略而且功名显赫,终于在正始十年(249)发动政变,一网打尽曹爽及其集团,其中名士如何晏、丁谧、李胜、毕轨皆夷三族,史称天下名士去其半,并改元嘉平。自此之后,司马氏为了进一步巩固权势,除在军事上诛灭母丘俭、诸葛诞等敌对势力外,在政治上则大杀名士。正元元年(254),杀掉政治上对立的名士夏侯玄、李丰和许允等。景元四年(263),杀嵇康。“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在这极端黑暗的政治恐怖下,士人建功立业的理想归于破灭,发之于诗,建安诗歌中昂扬的气概没有了,代之以如履薄冰的忧生之嗟。司马氏政权一方面用残酷的血腥手段大肆杀戮士人,一方面却又标榜“名教”,维护自己所劫夺到手的权力,更显现出其虚伪卑鄙。因此,正始士人心中更加鄙弃名教,充满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但又不能直接表达出来,所以在诗歌创作上,一方面用韬晦曲折的方式批判名教中人的虚伪龌龊。完全失去了建安诗歌鲜活明快的特色,代之以沉痛委曲的风格;另一方面,由于对现实社会的失望,转而追求一种理想中的人生境界。而且由于玄风的影响,诗歌创作中,常常表现一种老庄人生理想的倾向。

这个时期的玄学思潮对正始士人心态及诗歌创作影响更为重大。正始诗人,往往都是崇尚老庄的士人,他们大倡玄风,建立玄学理论,开始了一个思想史上的新时代。谈玄一时蔚成风气,对圣人有情无情、本末有无、养生、言意关系等命题的理论探讨,达到了高度的理论思维水平和高度的思辨性。士人们有一种很强的理论兴趣,其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就是沉浸于玄思之中,这些玄思妙解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快乐。建安诗人在悲歌慷慨的抒情中得到感情满足,而正始士人则在玄思妙想中领悟人生。玄学的基础是老庄思想,因而正始诗人在追求自然、心与道冥的同时,把老庄的人生理想自然而然地带入到诗中来,有的在诗中创造一个庄子逍遥游式的理想境界,诗人可以徜徉乎其中,神游于无何有之乡,作为解脱现实苦闷的精神慰藉。“夏后乘灵舆,夸父为邓林。存亡从变化,日月有浮沉。凤凰鸣参差,伶伦发其音。王子好箫管,世世相追寻。”(阮籍《咏怀》第22首)有的把这个理想境界人间化,“淡淡流水,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微啸清风,鼓楫容裔。放濯投竿,优游卒岁。”(嵇康《酒会诗》其二)这种境界进入诗歌创作,就为在文学中表现人与自然的亲和感,表现人对自然美的追求开拓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把人对自然的态度引向审美的层次,成为后世山水诗的思想滥觞。

玄风对正始诗人的另一影响,就是文学创作的哲理化倾向。正始时代士人普遍存在着巨大的理论热情,理论的色彩浸染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样也影响到文学。建安诗人已发现了文学的感情特质,所以抒情梗概多气。而正始诗人则在更深的层次上对人生作哲理的思索和哲学的观照,从诗歌的抒情向诗歌的哲思发展,在诗歌中注重表现哲理。“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譬彼造化,抗无涯畔”(郭遐叔《赠嵇康诗》),是直接引用老庄理论。“潜龙尚蟠泥,神龟隐其灵。庶保吾子言,养贞以全生”(阮侃《答嵇康诗》),则用《周易》、《庄子》之典。嵇康和阮籍写出了很完整的哲理诗。尤其是阮籍的诗,哲思与抒情,与意象暗示纠结在一起,表现出深沉的思想意蕴,抒发了个人的情怀,表现了老庄的旨趣,无疑是后来玄言诗的滥觞,也对后来咏怀诗的议论化倾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诚如刘勰所言,正始诗坛率多浮浅,何晏等人存诗极少,真正代表正始诗歌成就的是阮籍和嵇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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