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

自大明王朝建立，朱元璋一直推行严刑峻法，重典治国。公元1367年，他首次颁布法律，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在这个基础上正式颁布《大明律》。这两部法律较唐宋律条都要严厉。他还经常搞“法外之法”，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以后陆续颁布的《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续》、《大诰武臣》二百三十六条，其中有很多就是朱元璋独出心裁的判案汇编，它反过来又成为新的判案条例和依据。

朱元璋对手下的大臣要求尤其严格，不但全年休假只有两天（一天是过年，一天是元璋的生日），而且官俸仅够满足温饱，官员被发现贪污行为，百姓可直接将其捆送入京，沿途官员不可阻拦，贪污50两以上（含）杀，到后来只要官员被揭贪污就必遭诛杀

而面对元璋“乱世用重典”的思想的形成与坚持，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外势所趋，迫不得已；

（1）整顿贪污腐败是稳固大明统治的迫切需要

元朝末年，贪官横行，社会腐败，民不聊生，元朝政权最终土崩瓦解。对于这样的局面没有人比元璋更了解，对于这个新的政权来讲，肃清前朝的历史遗留问题无疑是元璋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在元璋看来，要推行善政，臻于治世，得到民心，使王朝走上“正规化道路”关键在于禁革官吏的贪暴行为。为此，他必须采取一系列“快刀斩乱麻”式的、以铁腕、高压为前提的行之有效的政策。这样才能使大明王朝的根基能够打得稳、打得牢，才能实现每个帝王都期盼出现的千秋万世霸业的“崇高理想”。

并且由于元朝贪官污吏对百姓残酷的压榨使得百姓元气大伤，“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如新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树，不可摇其根，要使他们安养生息。要约己爱人，不要损人肥己。”朱元璋的一席话是要告诫官员们爱惜百姓，其实是有深意的，作为封建王朝，以农为本，重农惜农是每个有远见的帝王都必须做到的，尤其对于百废待兴的大明王朝，稳定压倒一切。

力振朝纲

（2）整治腐败是树立威信的重要手段

作为一个放牛出身的布衣天子，在登基之初如若不能做出点成绩又怎能得到天下的尊重与臣服？如若不能坚持原则，朝令夕改又怎能显示他的帝王之色？

虽是布衣出身，但论才干与能力，元璋丝毫不逊于历史上任何一位天子。元璋从自己的发迹史中充分认识到贤才在打天下和治天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用人问题上，他并没有小农意识的偏见与短视而将一帮与自己有相同命运的穷哥们加官进爵，引入朝中做官，他力排众议（这是他经常做的），始终坚持选贤任能的用人方针。这的却是他的过人之处，在中国封建帝王中也是不多见的。

如此有能力有远见的帝王又怎会对危害他大计的官员们手软呢，“有所不诡必当诛”，官员们好生敬畏，只能兢兢业业，为王朝的千秋万代而竭尽全力。

（二） 一种权力欲的外在表现

（1）要求绝对服从

作为布衣天子，他的身份变化巨大，但是他的心里变化显然更为波澜，一时黄袍加身，天下称臣，生杀予夺，无人不从，这便是做皇帝的感觉。元璋这个放牛娃、小和尚则更明白权力来之不易，更享受做皇帝的感觉，对他而言，服从从来都是绝对的。

天下是他的天下，百姓是他的百姓，任何一个鱼肉他的百姓的奴才便只能做他“权力之刃”的刀下之鬼。

（2）触“红线”者死

元璋三令五申要求官员们洁身自好，可谓亲手拉下“红线”。因为王朝建立伊始，对他而言一个紧迫的任务就是建立一支廉洁、高效的官员队伍，尽快缓解阶级矛盾，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此时元璋尚未对官员们提出过多要求，却屡有官员来触“红线”，如此做官，怎能不死？

（三） 阶级出身及成长环境的影响

（1）成长环境

元璋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里，父亲朱五四，垦荒佣耕，干了一辈子到死却连立锥之地都没有，母亲陈氏，出身行伍之家，元璋还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可以说朱家是生活在当时社会的最低层，受尽官府、豪强的压榨。

“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田主（刘氏）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予地，邻里惆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三位亲人（父母、长兄）因饥荒相继离他而去，可是辛辛苦苦为人干了一辈子的朱家却连安葬费都拿不出，下葬之地都没有。最终元璋是含泪将家人草草埋掉，后来元璋每每想到这里都声泪俱下。

天灾流行，元璋成了寺庙里的一名行童，其实就是打杂的，庙里的和尚经常欺负他，他吃尽苦头，但他无家可归只能一再忍让。

就算后来他加入义军，投入郭子兴部下，也屡遭郭子兴打压。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元璋的前半生受尽磨难与打压，尤其是幼年时期，受尽官府豪强欺负的朱家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环境必定给幼年元璋的心灵产生相当大的冲击，或许对于贪官污吏，那颗深深痛恨的种子早已在他心中生根发芽，在他登基之后面对那些鱼肉百姓的贪官劣绅们，潜意识中幼年的痛苦经历便一次又一次地浮现于眼前，如此这番，他怎能不对这些“欺人太甚”的“仇人们”杀之而后快？

并且他的父母长兄之死在一定情况下说也是官员们只顾自己贪污，不管百姓受灾之苦的不作为造成的，作为父母心爱的小儿子，眼睁睁的看着家人撒手而去又怎能不在心中狠狠起誓：“假如将来我做主，怎不将你们这些蛀虫杀个干净！”当然这只是个假设，但谁又能保证它不曾发生过，尤其是从元璋对官员一些其他大错误尚能原谅，唯独对贪赃枉法之人绝不手软，宁可错杀，绝不放过，一切从重的态度来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2） 源于对农民深深的爱

元璋的父亲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元末农民，辛苦劳作一辈子，最后连安葬之地都没有，一生草草了结。这些悲剧懂事的元璋必定都看在眼里，他对农民的同情与爱护也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从辛勤的农人身上看到的是父亲、兄长以及幼年自己的影子。

一次，元璋出巡，看到炎炎烈日下劳作的农夫，不禁大声痛哭，众人大惊，元璋道出原因，原是元璋触景生情，想起了自己的父亲，痛心之至以致情绪失控。

为了让官吏们了解农民的辛苦，元璋命人编辑了一本书《醒贪简要录》，颁发给所有官吏。甚至当时官要下乡必先上报批复，否则不能擅自扰民，当然其中的政治意图（元璋欲使各村落自治而相互孤立以便管理，这是他从自己发家史中总结的经验）我们暂且不谈，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元璋是真心爱民如子，敬农如父，如是，再有官员敢于“犯事”不仅是触犯法律，更是伤害了皇上的感情，其必死。

我还是那个自幼失去至亲的放牛娃

元璋重典治吏理念始终贯穿其一生，随有时过于残暴，但经过思考，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缘由，作为布衣天子，元璋的表现让我拜服，在日后元璋也告诫子孙要废除酷刑，慎用刑罚，可见元璋并不是一个冷酷的人，相反，正是因为元璋心中有爱，对百姓深深的爱，对辛苦建立的大明朝的爱，他才会选择残忍，而他与同贪污腐败的斗争也终其一生，他的坚守，他的从不妥协，他的永不言弃，他的勤奋，他始终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翻过历史的功过是非，朱元璋在心里始终还是那个放牛的重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