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的历史上，康熙皇帝登基的时候只有八岁。从他登基到亲政的八年间，清朝权力中枢的决策机制是四大辅政，孝庄太后总统一切重大决策。太后加四大臣的模式是顺治皇帝去世前的重大安排。尽管这个体制也导致了鳌拜专权的发生，但整体上稳定了康熙前期的局势。

顺治皇帝做这样的安排时，不可能没有考虑到四位有如此巨大权力的大臣早晚会威胁到皇权，那么他为何还要做这样的安排呢？其实，对顺治皇帝来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尽管不是最优选择，但也是次优选择。要想弄清楚这个决策的逻辑，要从后金的权力制度说起。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的时候，当时的满族尚且处在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过度的阶段。尽管汉化对后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从军事制度上看，奴隶社会残余很明显。其中，军事贵族民主的制度依然对中央的决策产生重大的影响。

努尔哈赤立国的基础是与宗室共享皇权，而不是皇帝一人或一家独大。努尔哈赤时代，最高权力掌控在八旗旗主手中。八旗旗主又叫八贝勒或八王，他们共同治理后金的制度叫做“共治国政”。八王不仅可以决定军国大事，还有选择“大汗”的权力。

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登上汗位便是八王选出来的。除了八旗的八位王外，皇太极让每一旗增设三名议政王大臣，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就此成熟。皇太极为了揽权，提高议政大臣的地位，增加他们的权力，慢慢削弱议政王的地位。

在皇太极时代，皇权与宗室贵族的权力出现了重大的冲突，皇权在逐步加强，与宗室贵族的矛盾也逐渐表现出来了。皇太极死后，多尔衮为摄政王，基本上总揽了所有的权力，形成了多尔衮摄政，多铎辅政，议政王大臣会议辅助的行政模式。

这个模式对皇权产生了重大的威胁。这个模式结束后，顺治皇帝立即着手改革这个制度，变成了亲王辅政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模式。不过，顺治皇帝依然对这个制度不放心，在自己身体不适的时候，开始着手安排死后的局面。

顺治皇帝给康熙帝准备的四个辅政大臣全部都不是宗室贵族，而是其他贵族。通过抬高非宗室贵族的地位，进一步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从而形成了太后与四位大臣总揽全局的局面。顺治帝想不到，鳌拜最终做大，也威胁到了皇权。

康熙成熟后，抬高内阁的地位，进而成立了秘书班底南书房，总揽了全部的权力。议政王大臣会议尽管依然存在但是已经名存实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