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夫：一个没有故事的人

张铁夫（1938-2012），湖南新化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二届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曾获得“湖南省师德先进个人”（2000）、“全国优秀教师”（2001）等荣誉。出版了“普希金研究四部曲”——《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普希金与中国》、《普希金：经典的传播与阐释》、《普希金学术史》以及《群星灿烂的文学：俄罗斯文学论集》等10余部著作，并荣获俄罗斯联邦政府颁发的“普希金纪念奖章”。还有《普希金论文学》、《凯恩回忆录》、《普希金书信选》、《屠格涅夫散文集》、《面向秋野》等10余部译著。

若从进大学算起，我在学海航行了整整半个世纪，也曾经历过几番风雨，也曾呛过几口海水，却始终在岸边划来划去，未能探得大海奥秘万一。当有人嘱我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我深感惶恐，因为我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人，即使有那么几个故事，也都是契诃夫所说的那种“没意思的故事”。我担心这对别人毫无益处，那就权当自己的一份人生总结吧。

甜蜜的苦役

1956年9月，我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当时，全国掀起了一股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苏关系也正处在蜜月期。读苏联作品，唱苏联歌曲，跳交谊舞，穿花衣服，成为一种时尚。这样的大气候对我们学习俄语是非常有利的。

从大二起，我开始学习文学翻译。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正常的教学秩序常常受到冲击。“幸运”的是，我由于肺病复发，住进了学校专为肺病患者设立的“疗养部”。所谓“疗养部”，其实就是在学生宿舍的一侧腾出几间房子，再用一道木门把它与其他房间隔离开来。我们照样可以去教室听课，照样可以去图书馆自习，却可以免修体育课，也不用参加太多的政治活动，基本上处于政治漩涡之外。

在百无聊赖中，我开始读苏联作家巴甫连柯的小说《幸福》。接着，便开始将它作为练习翻译的教材。我的具体做法是：先读一段原文，然后自己把它译成中文，最后再看草婴先生的译文，找出自己的问题和差距。当我把两本书对照读完之后，感到很有收获，特别是对词的搭配，词的褒贬，成语、叠词、象声词、形象性词语、熟语的运用，形动词短语、副动词短语和长难句的译法有所领悟，甚至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接而，我又如法炮制，读了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说《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和草婴的中译本，内心里竟然出现了一种翻译的冲动，有点跃跃欲试了。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我一边上课，一边读书，也仍然做一些翻译练习。当时，翻译文学园地很少，而且门槛也特别高，像我这样的初学者是很难发表作品的，大型作品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我开始练习诗歌翻译。在古典诗歌中，我选择的是克雷洛夫寓言。在现代诗歌中，我主要是从苏联的《外国文学》、《文学报》、《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上选译一些短诗，约有二十多首，先后发表于《人民日报》、《羊城晚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鸭绿江》等报刊。初试身手，居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对自己当然是一个鼓舞。可惜好景不长，随着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新一轮政治运动又开始了。1964年10月，我被抽调到湖北省委“四清”工作队，先后在孝感等三个县的五个大队搞了整整四年的“四清”，直到1966年8月才回校。还没来得及续读名著，紧接着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我刚刚开始的翻译梦也随之中断了。

1976年5月，我离开武汉，来到湘潭大学工作。先是在教育组搞了一年多，1978年3月调中文系教外国文学。应该说，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也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我有了一个新的舞台。在这个新舞台上，虽然没有演出什么威武雄壮的戏剧，但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事，这就千恩万谢了。

当然，对我最有吸引力的还是文学翻译。不过，当时并没有制定什么计划，而是抓到什么就译什么，颇有饥不择食的样子。真正开始比较系统的翻译是1981年5月以后的事。这年5月，湖南省外国文学学会在长沙召开全国性“普希金、雨果学术讨论会”，我是会议组织者之一。会议期间，漓江出版社的刘硕良先生约我为该社的“外国作家文论丛书”翻译《普希金论文学》一书，我欣然接受了约稿。为了使译本能与易漱泉、王远泽合编的长沙会议论文集《普希金创作评论选》同步出版，我邀请我的老师黄弗同教授共同承担这一翻译任务。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译本和前言于1982年7月脱稿，1983年7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

《普希金论文学》一书得到了同行专家和读者的好评与欢迎。1983年10月，我去厦门参加“屠格涅夫学术讨论会”，戈宝权先生一见到我，就把我拉到一边，说我寄的书已经收到，看了以后印象很好，称赞我们做了一件好事。责任编辑刘硕良先生向大会赠送了七八十本书，一些没有得到书的代表纷纷向我索取，我只好在会后寄给他们。2000年，季水河教授在《普希金与20世纪中国文论》一文中谈到此书时说：“张铁夫、黄弗同译的《普希金论文学》不仅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比较系统全面反映普希金文学思想的论著，而且也是唯一一本按专题分类排列的普希金文学论著。”

译完《普希金论文学》后，我就很少译单篇作品，而是以译书为主了。此后二十多年中，我还翻译了十多种文学书籍，它们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系列。

第一是当代俄罗斯文学系列，包括《金蔷薇》、《面向秋野》、《塔里河两岸》、《弗拉基米尔州的乡间小路》、《手掌上的小石子》和《流浪汉的自白——一个国际冒险家的奇遇》。

第二是古代俄罗斯文学系列，包括《罪与罚》、《父与子》、《玫瑰——屠格涅夫散文诗集》。

第三是普希金系列，包括《普希金文集》第七卷、《俄罗斯的夜莺——普希金书信选》和《普希金情人的回忆》（即《凯恩回忆录》）。

以上所记是我作为译者的主要工作，这些工作非常芜杂，没有中心。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够集中翻译一两个作家的作品，如同朱生豪之译莎士比亚，傅雷之译巴尔扎卡和罗曼•罗兰，草婴之译列夫•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然而，我既没有大师们的那种功力，也无法得到出版方面的保证，就只能打乱仗了。

记得一位苏联作家曾经把创作称为“甜蜜的苦役”，翻译又何尝不是如此？在我“痛并且快乐”的过程中，我要感谢刘敦建先生的陪伴。他是我当年在“疗养部”时的病友，也是我的学长。他高我一个年级，中文和俄文都比我好。我的很多译作，都经过他校勘。他对我的帮助，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普希金情结

任何游戏都有自己的规则，学海行舟也是如此。1960年我从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高校工作，也就是说，一直生活在体制之内。而在体制之内，翻译作品基本上是不算成果的。因此，我不能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翻译上，说句俗气的话，就是不能吊死在翻译这棵树上。何况我在教学中，在阅读中有很多疑惑，有很多感想，有很多思考，老是觉得有话可说，于是就产生了我那些论文和著作。这些论文和著作主要围绕俄苏文学展开，而在俄苏文学中，重点又是普希金研究。有的学生暗地里称我为“铁夫斯基”，也有的学生说我有一个“普希金情结”。我想，这大概与我长着一个鹰钩鼻和我对普希金的痴迷有关。

说起我的普希金情结，就要追溯到我的中学时代。当时我在资江畔的新化一中读书。一天，得到戈宝权与罗果夫合编的那本《普希金文集》，读了前面几首诗，我就被普希金的作品深深地吸引住了。在那个只有革命、没有爱情的年代，普希金的诗歌，特别是他的自由诗和爱情诗得到中国读者的普遍喜爱，那是很自然的。我的普希金情结，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逐渐形成的。

大学时代和随后的十多年时间是研究工作的准备时期。在那些年里，我阅读了能够找到的大部分普希金作品，但真正的研究工作是从翻译《普希金论文学》一书开始的。上文提到我翻译了《普希金论文学》，并且写了一个译本前言。译本前言约一万四千字，以《普希金的文艺思想简论》为题，先期发表于《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6期。这是我的第一篇普希金研究论文。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又陆续发表了《普密之争的由来及其实质》、《普希金与凯恩》、《普希金与莎士比亚》、《近年来我国的普希金研究》、《〈心愿〉赏析》、《〈醒〉赏析》等文章，为普希金研究系列论文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1991年10月，经国家教委批准，我获得了去俄罗斯访学的机会。我被分配在弗拉基米尔师范学院，进修课题是“俄苏普希金学史”，导师是文学系的俄罗斯文学专家阿里米副教授。我在俄罗斯的进修是严格按照这个计划执行的。我不仅听了阿里米老师讲授的“普希金的诗歌”课，去她家里就有关问题向她请教，在院图书馆、州图书馆和列宁图书馆查阅并抄下了有关普希金的所有图书和论文卡片，去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基辅进行了学术性访问，编写了专著《俄苏普希金学史》的详细提纲，写了进修小结，而且还在莫斯科出席了“普希金的笑”国际学术会议，参观了莫斯科国立普希金博物馆、阿尔巴特街普希金故居博物馆、圣彼得堡的普希金故居博物馆和皇村学校博物馆，观看了根据普希金的作品改编的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和《黑桃皇后》，还阅读和购买了不少有关普希金的书籍。所有这些，为我后来的研究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回国以后，我开始整理从俄罗斯带回的资料，准备撰写《俄苏普希金学史稿》。在这一过程中，我发现这个课题太专，并非当务之急，于是把这一撰写计划放弃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最重要、最迫切的工作是开展对普希金本身的研究，而不是对普希金研究的研究。建国以来，我国在普氏单篇作品的评论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在普氏生平、思想和创作的综合研究方面，几乎仍是空白。因此，用中国人的眼光为中国读者撰写一部综合性学术著作——《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了。

1993年，我开始动笔，并撰写了部分初稿。1994年，海南国际出版中心约我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这一工作只好暂时中断。两部译作脱稿后，我又恢复了《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的写作。1996年初，学校科研处组织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联络本教研室的两位青年学者邱运华和曾思艺填报了这个课题，得到了专家们的支持，获准立项，这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于是我们加快了写作的进度。书稿于当年冬天杀青，1997年6月由北京燕山出版社正式出版。

为了纪念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1998年6月和1999年4月，中国普希金研究会和北京大学等单位先后在北京大学举办了“普希金在中国”学术研讨会、“纪念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这两次会我都参加了。在前面那次会上，我用俄语作了题为《近年来中国普希金作品的翻译与研究》的大会发言，其内容与我在圣彼得堡会议上的发言基本相同；在后面那次会上，我作了题为《普希金的中国幻想》的大会发言，并参与主持大会的工作。在这两次会议上，我不仅有机会向许多老学者、老朋友请教，而且结识了不少新朋友。许多同志的发言涉及到普希金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和普希金对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的影响，使在我心中酝酿多年的一个课题——“普希金与中国”逐渐变得明朗和成熟了。

1998年，《普希金与中国》被列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999年下半年这一课题正式启动。当我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一些资深专家和中青年学者时，得到了他们的完全赞同和热情支持。所有的执笔人，从83岁高龄的孙绳武先生到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对自己所写的稿子都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此外，80岁高龄的叶水夫先生亲自为本书作序，老诗人彭燕郊先生更是把他珍藏了63年的《译文》新二卷第六期（《普式庚逝世百年纪念号》），和珍藏了57年的《普氏庚论》（卢那卡尔斯基等著，吕荧译)送给了我；高莽先生给我邮来了他本人画的、有著名诗人李瑛题诗的《普希金的中国情》一画的彩照；戴天恩先生给我寄来了甦夫译《奥尼金》一书的封面照片，并给我提供了该书和《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台湾散文体译本《永恒的恋人》的复印件；张翔同志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为我复印了从30年代到90年代的数十篇文章；我还得到沙安之教授、刘敦健先生、温家琦等同志的帮助。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扎哈罗夫先生，当他得知这部书稿已经完成时，主动代我约请莫斯科国立普希金博物馆副馆长纳•米哈伊洛娃院士为本书作序。1991年，我在俄罗斯访学时，曾在莫斯科出席过由纳•米哈伊洛娃院士主持的“普希金的笑”学术会议并发言，后来我去博物馆参观时，她热情地接待了我，并派工作人员陪同参观和讲解。此次她又欣然答应作序，并很快将文稿传真过来，对本书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使我深受感动。

“友情出演”

2005年12月，为庆祝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成立五周年，院团委和学生会主办了一台大型文艺晚会。同学们要我出一个节目，我报了两首俄语歌曲：一首是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共青团歌曲《远在小河对岸》，前几年中国拍摄的20集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将它作为主题歌，在每集的片头和片尾反复播放；另一首是我大学时代看过的苏联影片《青年时代》的主题歌《我亲爱的母亲》。在

精美的掌型入场券上，我的节目被标明为“老师友情出演《苏联专列》”。其实，我也是文学与新闻学院的一员，而且是在院里（含它的前身中文系）工作了三十年的老员工，说“友情出演”似乎不大恰当，不过，如果用“友情出演”（或客串，或票友）来形容我的比较文学研究，那就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1985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大学举行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我当时由于教学工作繁忙和行政事务缠身未能出席，只派了一位青年教师列席会议，至今仍感到遗憾。深圳会议后，在高校开设比较文学课已是大势所趋。于是我在1986年9月邀请周伟民教授来校，给84级和85级的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系统讲授了“中西比较文学概论”课。伟民先生讲得深入浅出，并且印发了一些书面材料，研究生感到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后来，在高校工作的研究生都成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骨干。第二年7月，我又派一名中年教师去青岛参加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和山东省比较文学学会联合举办的“中西比较文学”师资培训班，聆听了乐黛云教授等学者的讲学。回来后，我让他给本科生开出了“比较文学概论”课。

1987年8月25日—30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西安举行。我和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唐维安先生出席了这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一百多名中国学者，还有佛克玛、柯比、高利克、芳贺徹、李达三等外国著名学者。会议期间，我和唐维安拜访了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乐黛云教授。她谈到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大好形势，要求我们把湖南省比较文学学会建立起来。同年冬天，湖南省文学学会在灰汤召开年会，我向学会领导和与会代表汇报了西安会议的情况及乐黛云教授的指示。会议一致同意成立湖南省比较文学研究会，作为湖南省文学学会的二级学会，并一致推举我和唐维安、马焯荣、凌宇为筹备组成员，我为筹备组组长。经过一年多的筹备，湖南省比较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于1989年5月21日至23日在长沙湖南教育学院召开。经民主选举，我当选为研究会理事长。担任这个职务，我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可说是“逼上梁山”。不过，既然大家信任我，而且这也是乐黛云教授的殷切期望，我也就只好硬着头皮干了。

1991年10月，我去苏联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访学。1992年5月回国后，我就与湖南省比较文学学会的同志开始筹备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四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最重要的也是最头痛的事自然是经费问题。我四处奔波，多方筹款，得到湘潭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长沙铁道学院、湖南教育学院、湘潭师范学院、岳阳师专、娄底师专、邵阳师专、衡阳师专、零陵师专等高校和太平洋文化基金会、东南亚经济文化发展中心、长沙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长沙县三胞联谊服务公司、郴州玻璃厂等单位的支持。当我见到那个开公司并颇有实力的学生时，他问我要他赞助多少钱，我战战兢兢地报了一万元，他满口答应了。多年以后，他带着狡黠的微笑告诉我，当时他是做了四万元准备的。不过，后来他又几次赞助我省比较学会的年会，而且在我们文学与新闻学院为贫困学生设了一个奖学金，还有很多其他慈善之举，称得上是一个慈善家。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四届年会于1993年7月14日—17日在张家界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美国、法国、英国、荷兰、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三十多名学人以及国内八十多所院校及研究机构的一百七十多名代表。会议组织了三次大会主题演讲、七个专题讨论会和三场圆桌座谈会。总的来说，那次会议开得很好，各项议程均圆满完成。

张家界会议以后，我就开始为即将在加拿大的埃德蒙顿市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作准备。写了《普希金诗歌中的〈圣经〉题材》一文，寄去了英文摘要，不久就收到了会议的邀请函。1994年8月13日下午7时45分，我与孟华教授等11人乘加航班机离京，于当地时间13日下午4时（北京时间14日上午8时）抵温哥华，然后转机于当晚10时10分抵埃德蒙顿市，住阿尔贝塔大学学生公寓的Lister Hall。第二天上午，我们去设在阿尔贝塔大学的会务组报到，然后游览了市容，晚上埃德蒙顿市侨领朱小燕和阿尔贝塔大学教授高新友、谢慧贤在远东大酒店设宴招待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学者。两岸三地的学者在海外相聚，气氛亲切、友好。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教材的问题变得突出了起来。我们原来用过的一本比较文学教材有较大的缺陷，早已停止使用。外国教材虽然翻译了不少，但它们从体系规范、内容构成到例证采撷，均西方色彩过重，至于中国文学乃至东方文学则基本上被排斥在外，对中国学生根本不适用；一些优秀的国内教材，如卢康华、孙景尧撰写的《比较文学导论》、乐黛云撰写的《比较文学原理》、乐黛云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陈惇和刘象愚撰写的《比较文学概论》，力图克服上述外国教材的缺点，在传播比较文学知识、促进比较文学研究和培养比较文学人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它们出版时间较早，而且大多没有重印，很不容易买到。因此，我们决定自己编写一部教材，以解决教学之急需。1996年，当我提出这一想法时，立即得到我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全体同志以及长沙铁道学院罗选民、何云波同志的赞同，并得到我校教务处和省教委高教处的支持。经专家组评审，省教委批准，《新编比较文学教程》被确定为湖南省普通高等教育“九五”重点教材。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加强改革的力度，争取在理论体系上具有中国特色，在内容构成上出新脱俗，做到传统知识和最新成果并重。

1997年8月教材出版后，得到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乐黛云会长、陈惇、饶芃子、孙景尧、曹顺庆、谢天振副会长、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专家，以及《中国比较文学》、《中外文化与文论》等专业刊物的好评，并为全国20多所高校采用，受到学校师生的欢迎，2001年还荣获湖南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还先后出席了分别在成都（1999年8月）、南京（2002年8月）、深圳（2005年8月）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七、八届年会；主持了湖南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会两年一度的多次年会，与同志们共同编辑了《湖湘文化与世界文学》丛刊1—4辑；指导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19人，给研究生开设了“古代俄罗斯文学专题研究”、“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专题研究”、“普希金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等课程，并且作为我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一员，为争取博士学位授予权尽了绵薄之力。然而，与那些站在舞台中央的比较文学学者相比，我一直站在舞台的边缘，一直扮演着配角，或者说只是一种“友情出演”。一个半路出家的人，还能怎样呢？

本文转自《名家故事——湖南优秀社会科学专家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