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武状元”究竟有多厉害?武科得三元者只有一位,清初浙江王玉

中国古代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些武功盖世、万夫不当的武林高手,但是,这些武林高手出自民间,其功夫高低多为民间传说,真实状况难以考证。

除了这些武林高手,中国古代还有官方的武术考试,这就是科举制中的“武举”考试。在“武举”考试中获得最高名次的就是“武状元”。

这些“武状元”可谓武林中的国家队,受过专门教育,武功自然应高于民间武林高手。

但是,他们究竟有多厉害?又是如何参加考试的呢?除了那些“大内高手”?今天,我们主要清朝为例来叨叨。

中国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创始于唐代武则天始创选拔武将的武举考试。至清朝时改称武科。

武状元中,最有名的当属郭子仪,他是唯一由武状元而位至宰相者。

郭子仪是唐代开元初年武举高等(状元) 。他一生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曾两度担任宰相。

同时,他也是历代武状元中军功最为显著者。

历史上武举一共进行过约五百次。相对于文科举,武科举较为不受重视。历朝的武举时而被废,时而恢复。而武举出身的地位亦低于文科出身的进士。

武举的兴盛期在明清两代,特别是在清代。清朝时武科举鼎盛时期,也是衰亡时期。

明朝武举创制甚早,但制度一直没有确定下来。清朝沿用明朝的制度采用文武并重的办法。

满清是在马背上得天下的,崇尚武功根深蒂固。

另外,从入关建立大清国,内外战事不断,武官战将的补充、内外战争的需要使朝廷不能不重视武备;而笼络汉族人中“武可拜将”的杰出人才也是维护一统的需要。

清代武官虽然仍以行伍出身为“正途”,由武举出身的次之,但武举出身者数量不断增大,在军中占有相当比例,清代对武举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明代,国家大力提倡,制度日益严密,录取相对公正。因此,民间习武者对武举考试趋之若鹜。

清代武举为国家提供了大批人材,其中产生了不少杰出人物。 但清朝只设武举而无武学,可以说为近代中国军事落后埋下了祸根。

顺治三年(1646年)朝廷同时开始文科和武科考试,武科与文科一样,分为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

一、童试,在县、府进行,考中者为武秀才。

二、乡试,在省城进行,考中者为武举人。

三、会试,在京城进行,考中者为武进士。

四、殿试,会试后已取得武进士资格者,再通过殿试(也称廷试)分出等次,共分三等,称为“三甲”。

一甲是前三名,头名是武状元;二名是武榜眼;三名是武探花。

殿试的规格很高,一般由皇帝亲自主考。

考试揭晓后,在太和殿唱名,西长安门外挂榜,并赐给武状元盔甲。

然后由巡捕营护送武状元归第,炫耀恩荣。

第二天,在兵部举行盛大的“会试宴”,又赏给武状元盔甲、腰刀等,赏给众进士银两等。

清代科甲等级差别甚大,同样是武进士,一、二、三甲的等级和荣誉却大不相同。

自然状元是出尽了风头的,登第后的三天内,可以披红挂彩,上街

夸官,真所谓春风得意、风光十足了。殿试以后,通常立即由兵部授予官职。

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是清朝武举第一科,当时规定武状元授正三品的参将,武榜眼授从三品的游击,武探花授正四品的都司。

二甲授正五品的守备守备,三甲授从五品的署守备。

康熙年间又有变动,改为一半授营职

,是直接带兵的官,另一半授卫职,是皇帝的宫廷侍卫。

雍正五年(1727)规定,武状元授御前一等侍卫,武榜眼、探花授二等侍卫。

再从二甲中选头十名,授三等侍卫。

其余全在兵部注册授于守备等营职。雍正以后各朝武进士的授官情况还有一些变化,不过所授品阶基本上以康熙朝定制为准,没有太大的变更。

清代的考试办法差不多与明代一样,分一、二、三场进行。一、二场试了弓马技勇,称为“外场”;三场试策论武经,称“内场”。

每年十月初,武举们就要去兵部考策论。然后,皇帝在紫光阁检阅武举们的骑射及步射,一场试马上箭法,驰马三趟,发箭九枝,三箭中靶为合格,达不到三箭者不准参加二场。

乾隆年间,一场又增加了马射“地球”,俗称“拾帽子”,专为考察伏射能力。二场考步射、技勇。步射九发三中为合格。

二场考步射、技勇。步射九发三中为合格。

接着,在御剑亭检阅武举们考试弓刀石。一共三项。头项拉硬弓,弓分十二力、十力、八力三号,另备有十二力以上的出号弓。应试者弓号自选,限拉三次,每次以拉满为准。

二项舞大刀,刀分一百二十斤、一百斤、八十斤三号,试刀者应先成左右闯刀过顶、前后胸舞花等动作。刀号自选,一次完成为准。

第三项是拿石蒂子,即专为考试而备的石块,长方型,两边各有可以用手指头抠住的地方,但并不深。也分为三号,头号三百斤,二号二百五十斤,三号二百斤。

三场是考文,当时叫“程文”,也称“内场”,相当于文化课考试。

内场考试对大多数武人来说,比外场考试更难应付,所以考试办法不得不屡有变动。

最初是考策、论文章,“策”相当于问答题,“论”是按试题写一篇议论文。顺治时定为策二篇、论二篇,题目选自四书和兵书。康熙年间改为策一篇、论二篇。

策题出自《孙子》、《吴子》、《司马法》三部兵书,论题只从《论语》三部兵书,论题只从《孟子》中出,考试难度有所降低。

乾隆时,又改为策一题,论一题,题目都选自《武经七书》。

到嘉庆年间,考虑到武人多不能文,所考策、论多不合格,而不少外场成绩突出者又往往败于内场,于是干脆废除策、论,改为按要求默写《武经七书》中一段,通常只一百字左右。

这样一味迁就,使内场考试的水平越来越低,最后差不多只是形式上的存在了。

当时社会上歧视武人之风很盛,经此一改,武人更加被文士们看成纤纤武夫,武举的社会地位大不比清代前期了。

清代著名学者赵翼有一段记述,最能反映武举内场考试的实情,也反映了当时文人对武人的轻蔑:“武闱但以弓马技艺为主,内场文策不论工拙也。余尝主顺天乙酉科武乡试,其策有极可笑者。如‘一旦’二字多作‘亘’字,‘丕’字又作‘不一’字,盖缘夹带小本字画甚密,不能分晰,故抄誊讹错耳。又如‘国家’字应抬高一字,则凡论古今地名处,如‘国家四郊多垒’、‘社稷危亡’之类,亦无不抬头。

武生自称‘生’,则应于行内稍偏,乃又将‘生人’、‘生物’、‘生机杀机’之生字,一概偏在侧边。如此者不一而足。然外场已挑好‘双好’字号,则不得不取中。幸武闱无磨勘之例,可不深求耳。”

实际上康熙注意到了科举文武分途不利于造就兼备人材的问题,他曾要求打破考试中的传统界线,允许文武生员举人交叉考试,武科举人可以改考文科进士,文科举人可以改考武科进士。

康熙认为:“如此则各得展其所学,文武两途,皆得真才矣。”

然而,整个清代,文武交叉考试者寥寥无几。文武各成畛域而壁垒森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文人不武,武人不文,文武兼长的人材也就越来越少。

文武分途的考试制度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材,却很难造就出允文允武的博通人材,应该说这是科举制度的弊端之一,也是清朝中后期政坛上出将入相人材日见匮乏的原因之一。

上面所讲考试办法,是会试一级的,乡试、童试的考试办法与会试大致相同,只二场弓、刀、石的份量相应降低,马步射降为九发二中为合格。

清朝武举各级考试,通常每三年举行一次,每科录取人数也有定额。但常科以外,还时常增设所谓“恩科”,常额以外,也增加一点“恩额”。

这类“恩科”、“恩额”都由皇帝直接掌握。无非笼络人心,吸收更多的武勇人士为统治者效命。

满清时期,朝廷相当重视射箭能力。

最后,兵部把所有中试的武举名单送给皇帝检查,由皇帝钦点名次,恩赏功名。

自然状元是出尽了风头的,登第后的三天内,可以披红挂彩,上街夸官,真所谓春风得意、风光十足了。

清代武举制度与大清帝国相始终。清代的武会试,自顺治三年(丙戌)开科,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截止,一共进行了一百一十二次。

也就是说一共产生了一百一十二个武状元,还有一百一十二名榜眼和探花,总计武科前三名(鼎甲)是三百三十六名。

一百一十二年武状元的姓名都有记载,但目前能确知其籍贯者只九十二人,其余二十一人还有待于考求。

这九十二个武状元,河北省出的最多,共三十二名。以下山东十三名,浙江八名,江苏六名,河南、山西各五名,广东四名,甘肃、福建各三名,江西二名,四川、陕西各一名。此外,汉军旗六名,满军旗三名。

古代科场的最高荣誉是“独占三元”,即一个人得了三个第一名:

乡试第一解元,会试第一会元,殿试第一状元清朝二百多年中,文科得三元者仅两人,一个是乾隆时代江苏常州的钱棨;另一个是嘉庆时代广西临桂的陈继昌。

武科得三元者只有一位,此人是清初浙江仁和的王玉。

说来王玉不止是三元,而是独占“四元”。

他本来是明朝崇祯十二年(1639)浙江武乡试的解元。入清以后,又参加新王朝的武举,获顺治八年(1651武乡试解元,接着顺治九年武会试会元,殿试又得状元,是名符其实的“连捷三元”。王玉体貌伟岸,武力绝伦,甚得顺治赏识,曾任天津镇总兵等职。

武状元马全,本名马瑔,山西阳曲人,是一位性格耿直,武勇超群的英雄人物。

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他考中一甲第三名进士,即武探花,授官福建游击。他与同僚某人语言失欢,发生斗殴。

某人敌不住马全,由衙门逃到城门外,马全骑马追到城濠的桥上,两人再次奋拳搏斗,后来竟一起落入城濠。因为这件事,他被参劾罢官,只好流落北京。

过了几年,他改名马全,重新参加乾隆二十四年的武乡试,取得武举人资格。

第二年(庚辰科)参加武会试、殿试,居然以优异成绩获取一甲一名武状元。

殿试外场的时候,乾隆认出了这位技勇出众新科状元马全,其实就是几年前的武探花马瑔。

马全不胜惶恐,乾隆爱才心切,居然不咎既往,使马全重新获得为国效力的机会。

后来,他参加了平定金川叛乱的战争,在木果木之役中,率部殿后,英勇殉职。马全的经历成为清代武科脍炙人口的佳话。

江苏泰州刘荣庆人,是乾隆四十九年甲辰科(1784)武状元。只隔了三年,他的弟弟刘国庆又获乾隆五十二年丁未科武状元。兄弟两人都是武状元,这在清朝是唯一一例。

清代的天津武风很盛,武科出人亦多。武状元出了三位,但都在晚清,即咸丰三年癸丑科(1853)温常涌;光绪三年丁丑科(1877)佟在棠武国栋韩琦,“猿臂善射,射无虚。”武乡试第一,武会试又第一,后中乾隆丙辰科武榜眼。

李经世字槐圃,“任侠尚义,孔武多力。”也是乡试、会试均为第一,后中乾隆乙丑科榜眼。二人事迹如出一辄,是过去天津的老人们喜欢讲述的人文掌故。

清代文科考生不拘年龄,老于场屋而终身无尺寸进取者大有人在,八十以上还下考场的事情并不罕见。

清政府对这种人通常都要给予褒奖,无非吸引更多的士人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

但武科是有年龄限制的,规定武生、武举年龄超过六十,地方不许发给参加乡试和会试的手续。

道光二十六年(1846),安徽有个叫符成梅的武童生,以八十四岁高龄参加武乡试,居然三场都应付下来。

主持乡试的官员奏请皇帝授予职衔,道光以“违例妄请”的罪名将报请官员革职,并下令将送考、收考的学政、巡抚等一律“严加议处”。从保证武举的质量来看,道光的处理不无道理。

鸦片战争以后,频繁的御侮战争中,早就显露出武举人材不能适应新的战争,除了长矛大刀与坚船利炮之间的差距外,更重要的还是基本素质和军事思想上的差距。

然而,朝野上下株守陈规,玩岁愒日,武举考试竟一直延续下去。

光绪二十一年,荣禄首先提出废止武举考试,他说:“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习非所用,与八比试帖之弊略同。积弱之端,未始不由于此。”

他主张各省创设武备学堂,以西洋军事课程培养新式军人。

然而,荣禄的倡议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朝臣的响应。一拖便是几年,光绪二十四年照例举行武举会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武会试。

不久,要求改革的呼声又一次响起来,“内外臣工请变更武科旧制,废弓、矢、刀、石,试枪炮。”

然而,依旧未能实行改革。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武举制度才终于被宣布废止。可惜这已经太晚了,仅仅十年后,大清帝国便宣告灭亡了。

对于我们来说,听民间武林高手的故事多了,而对武状元这支个国家武术正规队伍,闻之甚少。

其实,这些大内高手的功夫应该远在民间武林高手之上。更被提像郭子仪这样能文能武的超一流武状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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