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好很多种说法，比如文化特性说；皇权独大说；诸子百家（文明程度）说等等，在很多人都说过了，我就不做赘述。

但我们有一种说法：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很多大事件，大结局，是有一些小事件为开端的，我就把这些“小事件”列出来，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我国历史上的皇权大于神权的现象。

第一个小事件：武乙射天。

要理解神权和皇权的区别，不能从今天看过去，而要从过去看今天。

什么意思呢？

大家知道，几乎在各个民族/国家/社会的最原始阶段：部落，内部都有两股势力：第一股，解决实际问题的组织者；第二股，解决众人疑问的解释者。

组织者带领大家捕猎，采集等等；后者告诉人们为什么又下雨了，又打雷了等等这些疑问。

组织者在后续的历史上发展成了国王以及官僚阶级。

解释者在后续发展成了巫，祭祀，神等不同方式。

好，到此时，华夏文明与西方的文明还没有大的区别，也就是说，华夏文明和西方文明在最初一样，都有过皇权和神权共存的种子。

大家知道，两虎相争，必有一伤，都是同样的民众，如此两种权力都存在的地方，必然出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现象。

所以在殷商时期，出现了著名的“武乙射天”事件。

这个故事百度可以查到，我简单说一下，武乙是当时殷商的王，他看不惯神权对王权的干涉，于是把兽皮里面装满了血，对大家说，这个兽皮包就是上帝（上帝是咱们的词儿，基督教进来的时候翻译时借用了这个词），我今天就和他比试一下谁厉害。说完就用弓箭把这个皮囊射穿，血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这就是武乙射天。

当然，对这个故事的后续解读很多，比如武乙射天之后就被雷劈死了之类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殷商时期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王权与神权的争斗，并且这场争斗的结果，是王权占据上风。

武乙射天或许是根据历史事实的传说，但不论如何，任何传说都有一定的事实作为依据，而且这个事件从其他方面也可以看到结果，那就是殷商之后周朝的封建结构。

今天我们知道，西方长期处于封建时期，而我国的所谓封建时期，其实只到周朝就结束了，随后的两千年的华夏帝国时代，其实应该叫做郡县制，稍有割据，也不能叫做封建制。

但是即便如此，周朝的封建制，与西方的封建制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每一个被封地区的“王”的册封方式。

由于东西方历史并不是完全一样，我们只能做简单类比，而不是细致对比。我们知道，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的国王的册封，是需要教会，教皇的承认的，如果教皇不承认，你就算再有本事，你也不是这片国土的王。最典型的例子是1077年左右，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在一片大雪中跪着求教皇宽恕，这才最终获得教皇的承认——这在我们的国土是不可想象的，这就好比赵国的王要称王，还需要白马寺的大和尚承认一样（例子不恰当，有些关公战秦琼的意思，大家理解就好）

而早在周朝，我们就知道了，所有的王，都是周天子册封的，哪怕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吞并那个，那个要打这个，都是要举着“周天子”的旗号，甚至在周天子极其式微的时候，也会有周天子的使者对某个国家的王下旨“代天子出征”。

大家看出区别了么？这意味着，即使是封建时期，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朝，就已经是天子来册封其他的“王权”了，而在距今1000年前的欧洲，一个国家的王（实际上神圣罗马帝国还挺牛逼的），还需要神权来承认其合法性。

换句话说，从殷商的武乙射天开始，到周朝结束，我国已经完成了王权大于神权的彻底演变。

以上，都是历史记载中的只字片语，当时人们记载这些事情也不是为了说明神权与王权争斗的记录，但是我们从这些“小事情”可以看出我国两千多年前（实际上都快3000年了）所奠定的种子。

以上是第一个小事件。

下面我们来说第二个“小事件”：书同文。

没错，就是那个被骂了两千年的秦始皇搞的书同文。

我在其他答案里回答了汉语言体系的问题，在这里就不再重复，只拿出对这个问题有帮助的地方。

一般来说，我们认为书同文对我们的好处是可以在一个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地方上我们用一种文字交流，谁也知道谁的意思。同时我们可以和几千年前的古人交流，知道他们的精华。但如果从西方神权的角度看，这还有一种新的功能。

要知道这点，我们必须和西方的一次大的“书同文”事件作对比，这个事件叫做“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很多人大概都不知道马丁路德，不是那个“我有一个梦想”的马丁路德金，而是1600年代的马丁路德，他做的事情是宗教改革，创立了新教。

马丁路德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做的最伟大的事情之一，就是把《圣经》翻译成德语，让德国民众看的懂。（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把教义做了一些“更改”，比如“信仰就可以得救”，这就和佛教到咱们这里化为净土宗，念“阿弥陀佛”就能信佛一样。）

大家会不会很奇怪，为什么把《圣经》翻译成德语就这么伟大？

还就真这么伟大！

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民众是不认识《圣经》里的文字的，所以谁来给人们解释圣经呢？教会，神父等等，这就会造成什么呢？

没错，曲解教义，信息封锁。

我们知道，但凡你要把持某些东西的神秘化，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是唯一的解释者”，而从客观情况来说，“书不同文”的欧洲众多小国，是这种在一个地方保持只有“神父，教会的唯一解释者”的最好土壤。

这中间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用我国的一个例子来说吧：程朱理学。

我们都知道，朱熹是由于对孔子的著作非常精深，并且有所发展所以被称为朱子。但是在后世对朱熹多有评判，认为他曲解了孔孟之道——注意！这就是关键！为什么后世可以认为朱熹曲解了孔孟之道呢？因为朱熹和孔孟之道用的是同一套文字！任何读书人只要认识这套文字，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对照朱熹和孔孟原文，这样的话，总会有人发现问题。

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国人（其实应该叫德语系的人）压根不能真正的知道《圣经》里说了什么，只能选择相信，而这种相信，在历史的长河里，逐渐变成了迷信——而这迷信的根源，就是这些人根本无法知道原文是什么。

没错，书同文无法直接导致神权与王权的斗争谁高于谁，但是只要有了书同文，民智便会大开，换言之，在思想层面的进化会加快，同时再加上我国历史上早就有了王权大于神权的结果，书同文无疑使得这种趋势更大。

下面我们再来说第三个“小事件”：造纸术

实际上确切的说，应该叫做文字传播方式。

有了商周王权胜于神权，有了书同文，这只是上层建筑搭建完毕，偌大一个帝国，还需要把这些意志和内容传播，而这种传播方式是否便利，在过去几千年里，毫无疑问的中国高于西方，这也是为王权最终巩固地位，而神权沦为附属造就了最后一击。

我们先不看我们习以为常的华夏大地，先看看欧洲是什么情况。

欧洲在很长一段时间，基本是把文字记录在各种动物的皮上，最常见的是羊皮。——当然，也有说用埃及的莎草纸，但是大家可以去看真正的莎草纸，其实是很难记录东西的——用羊皮的最大问题是太贵，举个例子，抄写一部《圣经》，需要250只羊！

250只羊！就为了一部书，大家想一想，在遥远的古代，这是一个多么可怕又奢侈的数字！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造纸术没有进入欧洲的时期，欧洲的文字记录资源是远远不足的。

文字记录资源不足，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社会资源向原本已经倾斜的神权更加倾斜。换言之，整个社会的羊皮，几乎都用来抄《圣经》了！

当然这么说有些夸张，但是我们想想，这无疑会让其他产生的思想内容很难保留下来，更别说还能传播到其他地方了——当然也有，但是比我们就少很多。

知道这些事情，再看看我们吧！

我们历史上的文字记录，从甲骨，到竹简，到丝绸，到纸，除了甲骨的成本高一些之外，竹简，丝绸，纸的成本，应该说都低于羊皮——这里的成本最高的应该就是丝绸，但那个也就是一段时间的“高逼格”产物，你要愿意，还是可以自己劈竹子自己记录的。

换句话说，华夏文明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只要有精英，只要有思想，一个普通人有些小钱，都付得起记录成本。（说到这里我想到个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总喜欢到哪里都刻上某某到此一游，是不是跟我们过去的记录成本不高也有关系，哈哈哈，这个属于瞎猜，各位莫认真）

这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文献量极大，思想内容极多。理越辨越明，谣言止于智者，任何一个读书人，都可以在识字之后（书同文的结果），花费远远低于羊皮纸的成本，得到一本千年前的《论语》等经典著作，自己研读，并且记录自己的认识——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欧洲的某个读书人（呃，欧洲很长时间里似乎没有这个行当……），你想有一本《圣经》读一读，对不起了您哪，那本咱们小镇里唯一的一本圣经还在教堂里供着哪，您拿不回去，不认识，还得听神父告诉你，神父怎么说，您就只能信着！想有自己的想法，不好意思，您用什么记录下来呢？

第二，文明难以被销毁。都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但是我们今天为何还能读到《道德经》《论语》《鬼谷子》等等先秦著作？除了秦始皇是有选择的焚书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点，咱们民族的文字记录成本低，导致同一种书籍，根本不知道还有多少记录的副本。——如果秦始皇在欧洲打算“焚书坑儒”，就很简单了：焚书么，只要算一算这个国家每年有多少羊，然后除以250，就知道每年最多能产生多少本《圣经》，再乘以这个国家的年代，就知道《圣经》的上限了，然后就挨家挨户找，找到这么多本圣经，烧了就了事，然后下令未来30年内，所有的羊杀了之后羊皮都归秦始皇，只要三十年，记得圣经的老人们去世，这个圣经文明，就断的七七八八了。从此保证再也没有《圣经》内容传下来了。至于坑儒么，他们哪儿有儒啊……

而在华夏呢？抱歉，这是任何一个帝王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只要大家想，我劈竹子都可以记录东西，您皇帝总不可能让天下的竹子不长吧？失心疯了您哪？

第三，艺术形式记录量不同。中国的艺术形式，基本以书法，绘画为主。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不论书法还是绘画，都是在一张纸上一次性画出来的。——有人说沐雨你这不是废话吗？难道不是一次性画出来，还是两次性么？没错，西方的油画就是这样。大家知道，西方的油画是涂在布上的，画错了没关系，再用新的油画涂上去盖着就好。而我们呢？这张纸没画好，再换一张，这张大字没写好，再换一张纸（不知道同时代的西方人看到了之后会不会觉得暴殄天物……），这样一来，记录成本的降低，会有各种不同的图画记录时代的史实，最典型的就是《清明上河图》，实际上《清明上河图》在当时不算什么特别牛逼的画作，因为他用的是工笔法，而传统的画作讲究写意。但不论如何，工笔画法也给我们留下了宋朝的真实景色，我们知道整个城市的状况是什么样的——但是看看西方的绘画著作，除了画个水果风景可能是真的，基本上画人物的，尤其是国王级别的，都是想出来的，比如在宫廷里看着国王的姿势，要画出这个国王骑着高头大马的样子（这特么不是造假么？）当然这也有好处，达芬奇就是为了画活灵活现的马，杀了一百多头马，知道马的每根肌肉才画了出来。同样，他为了画人，也去停尸房去解剖人体，这无意中推动了解剖学的发展。

但无论如何，中国的神权与王权的斗争基本脉络如下：

1、从商朝的“武乙射日”开始，到周朝的天子分封，奠定了中国王权大于神权的基础基调；

2、由于秦始皇的“书同文”策略，导致自春秋战国到今天，任何伟大的文字我们都可以看的懂，能够把从周开始，历经诸子百家以及后世的神也好，人也好的文字留下来，让后人选择。

3、由于以造纸术为代表的文字记录和传播成本极大降低，造成了我国历史上的文化成果不断增加，再在这个时候，本身就有压制神权的王权完全有动机，有能力在这些文化成果中挑选对自己最有利的内容发扬光大（反正发扬光大的成本也不高……），最终造成神权的边缘化。

至于其他的一些说法，比如文化特性，农耕特性等等，都有道理，沐雨提出这些“小事件”，是想说，我们在说这些“大道理”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这些“小基础”，正是这些一个个看起来不起眼（实际很起眼啦）的内容，虽然他们的发明并不是要压制神权，但是正是因为这些物质基础，造就了这样的结果。

这些小事件，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就仿佛镶嵌在黑夜里的一颗颗明星，虽然很小，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靠近看，它或许是一颗巨大的恒星，照亮了它的一片天地，我们不能因为他们过于小而忽视他们的作用，实际上，他们不小，只是我们没有离近了看而已。

我是江南沐雨，纵横《众神聊斋》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