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之变发生在太和九年（835）十一月。三年后，日本再次派出时隔许久的遣唐使。其中的成员之一圆仁留了下来，他把关于当时唐的详细记录，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形式传给了我们。

圆仁

圆仁入唐之际，唐朝正处于党争时代。史称“牛李党争”，以各党统帅的姓来命名。当时唐朝政界有两套系统，即凭借门阀占据要职的和以科举及第进士身份就任要职的。没有门阀背景的进士出身的人对这一现状不满，想要打破这种局面，他们的首领是进士及第的牛僧孺。与之相对，李德裕的父亲是宰相，祖父做过御史大夫，他作为门阀派的领袖，自然就是保守性质的。不过，牛李党争主要性质是团体势力斗争，政见对立并不那么明显。

牛僧孺一做宰相，李德裕一派就被全部左迁；而武宗一即位，李德裕重新回到宰相的位子，牛僧孺一派就悉数被赶到地方上去了。这就意味着政治总在做到一半后挂起，无法进行长期的计划。而且两党为了强化自己的势力，分别和宦官结交。国家活力因党争而损失了多少，是无法计算的。甘露之变后，可以说企图全歼宦官的文宗反成了宦官的俘虏。文宗死前的五年时间里，朝廷完全掌控在宦官手中，牛李两党也不得不和宦官派阀结下复杂的关系。

李德裕雕像

文宗死后，弟弟武宗即位。从敬宗开始，三兄弟依次继承帝位。可以说武宗是以废佛而留名于后世。他心向道教，信任道士赵归真。时任宰相的李德裕虽然对此觉得别扭，但从儒家的角度出发，并没有积极反对武宗排斥佛教。而且作为政治家，他也考虑到了废佛令起到的经济效果。如前所述，德宗的时候根据户籍调查来重建经济。那次也有税制改革，包括废止此前的赋税，开始实施两税法（夏秋两次纳税，因而得名）。先定好岁出开支，然后对这一部分原则上以钱币形式课税，因此税额是不一定的。税制改革有相当的效果，但时间上已经晚了六十多年。唐朝经济状况还是苦不堪言。

会昌五年（845），四千六百座官寺、四万座私寺被毁坏，勒令还俗的僧尼有二十六万余人，寺属的数千万顷良田和十五万奴婢被官府没收。不仅是佛教，拜火教、摩尼教、景教（聂斯脱利基督教派），也就是道教以外的一切宗教全部遭到镇压。僧尼还俗意味着免税特权的废除，而大量寺属财产收归国有后，贴补了国家的财政。

唐武宗

佛教一方也有应该反省的地方。安史之乱时为了筹集军费，政府开始售卖度牒。要当僧侣就需要有度牒，度牒就是修行的成果。此时不用修行，只要花钱就可以得到度牒，而得到度牒就意味着一辈子不用交税金。这样一来，佛教就没有理由不会堕落。废佛令虽然残酷，但因一部分僧尼的堕落，佛教声望也在人们心中下跌。

废佛令的次年（846）三月，武宗死去，宣宗即位，废佛令被取消，赵归真被杖杀。武宗的儿子年幼，因此宦官拥立宣宗，也就是穆宗的弟弟，被敬、文、武宗三兄弟占据了皇位的叔父。所谓年幼不过是个借口。如果武宗儿子即位，拥立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功劳。通过拥立皇帝，宦官就因功进一步掌握了权势。宣宗一即位，就撤了李德裕的职。牛僧孺回归中央，李党被连根带起地左迁。李德裕被流放到海南岛，三年后死在那里。不得不说是可怕的党争。

唐宣宗，影视剧照

日本的平安贵族把《白氏文集》作为必读书目。它的作者白居易，字乐天，在武宗之死五个月后，于会昌六年八月死去。他在文宗太和二年（828）被任命为刑部侍郎（司法副部长），次年称病辞任。接着下一年做了河南尹（洛阳市长），离开中央，自那以后就没有回长安。可能是他在尽力地使自己跳出党争之外。

在政敌李德裕被处以流放之后，牛僧孺于宣宗即位次年死去。牛李党争的党首基本上是相继死去，党争也逐渐平息，表面上看状况甚是平稳。然而，实际上唐的状况已经恶化到不能再起党争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