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俗儒尊古卑今流毒至深，原本反对皇权神化的王充不惜化身汉吹--粉丝服务平台-粉丝头条-fensifuwu.com

东汉俗儒尊古卑今流毒至深，原本反对皇权神化的王充不惜化身汉吹

历史 08-28 来源：华夏人文历史

导读：黄帝有涿鹿之战，尧有丹水之师，舜时有苗不服，夏启有扈叛逆，……周时戎狄攻王，至汉内属，献其宝地。西王母国在绝极之外，而汉属之。德孰大？壤孰广？——王充

东汉儒家学说打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掺进了谶（chèn，秦汉时期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学。谶纬学以阴阳五行学说和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为依据，流行一时，在东汉被称为内学，尊为秘经。

“天人感应”提出了一种“符瑞”说，把一些想像的和自然的事物，如龙、麒麟、凤凰、雨露、嘉禾、芝草等等，称之谓帝王的“受命之符”。如：夏的祖先是其母吃了一种叫做“薏苡”的草生下的，殷商（契）的祖先是其母吞吃了燕子的蛋而生的，汉高帝刘邦是其母在野地里和龙交合而生，东汉光武帝刘秀是生而室内有光，等等。

卫子夫（？－前91年），汉武帝刘彻第二任皇后，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拥有独立谥号的皇后，在巫蛊之祸中自杀身亡。谥思后，葬桐柏亭。身驻汉宫凡49年，在皇后位38年。

王充在《论衡》一书中争锋相对：“薏苡”“燕卵”根本不能生人，龙与人也不是同类，“不相与合者，异类故也”。“天地之间，异类之物相与交接，未之有也”，“何则？异类殊性，情欲不相得也”（《论衡·奇怪》篇）。所以，要同类的东西才能交合。人都是由父母生的，帝王亦不例外，所谓“圣人更禀气于天”，乃是“虚妄之言”，不足相信。

彼时东汉谶纬神化刘姓皇权尤为盛行，这种见解需要极大的理论胆识。王充大为折服的前辈大经学家桓谭（前23年一50年）因在光武帝刘秀面前公开批评图谶怪诞非经，几乎被下狱处死，后死于贬谪途中。桓谭遭遇如此，王充仕途前景可以料想。

他长期徘徊州县，担任功曹、从事之类的属官，生平就没逃脱过为人下僚的命运，更何谈进入中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后来王充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在《逢遇篇》《累害篇》中曾对仕路穷通作过全面的分析和论述。虽然自身仕途不得志，不过面对东汉俗儒尊古卑今的偏好，他再次挺身反击，成为第一枚大“汉吹”。

王充（27—97年），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汉世三杰之一。他的名著《论衡》中有《宣汉篇》。

王符（85—162年），字节信，著有《潜夫论》，对东汉前期各种社会病端进了抨击，其议论恺切明理，温柔敦厚。

仲长统（180—220年），字公理，著有《昌言》，对东汉后期的社会百病进行了剖析，其见解危言峻发，振聋发聩。

范晔《后汉书》将三人立为合传，后世学者更誉之为“汉世三杰”。

汉代社会的进步本来是客观的事实，但是俗儒中盛行的“尚古” “嗜古”的偏见却严重地阻碍人们对于历史真相的认识。王充高举“疾虚妄”旗帜，从理论上对复古倒退的历史观作了有力的驳斥，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宣汉” “恢国”的论题。

王充指出俗儒“好褒古而贬今” “尊古卑今”已成了一种痼疾，他们迷信古代达到了是非颠倒的地步： “俗好高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 并具体列举倒退历史观，诸如认为古人品质高尚今人低劣、古人相貌姣好今人丑陋、上古功德优奇今世功德劣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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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分析产生这种迷误的原因，主要是文人贵古贱今的气习影响所致： “辨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著其远者。近有奇而辨不称，今有异而笔不记。”

王充认为，历史的真相正相反，从历史进程看，所谓“上世朴质，下世文薄”，实际上是由原始状态进入开化时代： “上世之民饮血茹毛，无五谷之食，后世穿地为井，耕土种谷，饮井食粟，有水火之调”；“上古岩居穴处，衣禽兽之皮，后世易以宫室，有布帛之饰”。尤其是汉代，政治功业更超过前古，“恢论汉国在百代之上，审矣”。他用雄辩的事实批评复古倒退的论调。

从立国说，两汉开国均自平民而登帝位，兴起更优：“五代之起，皆有因缘，力易为也。高祖从亭长提三尺剑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奋威武，帝海内，无尺土所因，一位所乘。”

太行山刘秀跳。刘秀孤身只影，被王莽追得穷途末路，情急之下纵身跳过此峡，绝处逢生

从国力说，汉代更强盛，版图更开拓：“黄帝有涿鹿之战，尧有丹水之师，舜时有苗不服，夏启有扈叛逆，……前代皆然，汉不闻此。”“周时戎狄攻王，至汉内属，献其宝地。西王母国在绝极之外，而汉属之。德孰大？壤孰广？”

王充对边疆落后民族由于接受中原文化而进入文明之境尤为重视，他这样作了对比：“唐、虞国界，吴为荒服，越在九夷，罽衣关头，今皆夏服、褒衣、履舄。巴、蜀、越巂、郁林、日南、辽东、乐浪，周时被发椎髻，今戴皮弁；周时重译，今吟《诗》《书》。”

王充还用诗一样的语言，歌颂汉代民族融合、四海一家的局面：“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高舄。以盘石为沃田，以桀暴为良民，夷坎坷为平均，化不宾为齐民，非太平而何？”

汉四郡（前108年～313年），汉武帝剿灭卫满朝鲜后在朝鲜半岛北部和中部设立的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

王充的论述发挥了前人朴素的进化观点和以文明程度（而不以血缘关系）区分华夷的观点，有力地论证了“大汉之德不劣于唐、虞也”的中心主张。他赞美汉德之盛，如阳光普照天下：“夜举灯烛，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远近广狭，难得量也。”

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强盛的朝代，当时正处于封建关系上升的时期，王充的结论自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见解。通过剖析俗儒“尊古卑今”历史观的谬误，王充总结出撰写当代史著作的急迫需要，热切地呼唤一部“汉书”的产生。

他精辟地指出：之所以形成这种颠倒历史的看法，是由于汉的功业没有得到宣扬，“汉德明著，莫立邦表之言，故浩广之德未光于世也”。“国德溢炽，莫有宣褒，使圣国大汉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实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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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儒生们自幼诵习的却是记述和颂扬三代的书，“朝夕讲习，不见汉书，谓汉德不若”，所以识古而不识今。当代学者对此负有责任，由于汉代历史没有得到及时总结记载，仍处于官府文书档案阶段，一般读书人对于当世的进步不得而知，“世见五帝、三王事在经传之上，而汉之记故尚为文书，则谓古圣优而功大，后世劣而化薄矣！”

面对汉德超过前代而世俗眼光却加以鄙视这种巨大的反差，王充痛感到记载汉代历史的急切需要，因而大声疾呼学者们要尽到“宣汉”“恢国”的责任。他本人当仁不让，一再申明《论衡》的著述不同于别人，即是为了“汉”：“《春秋》为汉制法，《论衡》为汉评说。”“汉家著书，多上及殷、周，诸子并作，皆论他事，无褒颂之言，《论衡》有之。”

《论衡》书中直接涉及颂汉的篇目，就有《须颂》《恢国》《超奇》《宣汉》《齐世》《验符》等篇。王充明确提出“宣汉”的论题，并作了出色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