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总体而言，燕地因为偏在北陲，远离作为周朝统治中心的中原，兼之本地民族成分复杂，各民族杂糅相处，使得本地的社会风俗自成一统，有别于中原地区。

▲燕国僻处于战国诸雄一隅。

男女关系开放而随便

根据《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记载，燕地的男女关系较为随便，似乎没有什么礼义大防，“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由此看来，燕地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可谓“放荡”。

如果说《汉书·地理志下》所述主要反映的是燕地婚前的男女关系较为随便，而以下一则故事讲述的则是婚后的情形。《韩非子·内储说下》云：“燕人惑易，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于士，其夫早自外而来，士适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无客。’问左右，左右言无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一曰： 燕人李季好远出，其妻私有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内中，妻患之。其室妇曰：‘令公子裸而解发，直出门，吾属佯不见也。’于是公子从其计，疾走出门。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无有。’季曰：‘吾见鬼乎？’妇人：‘然。’‘为之奈何？’曰：‘取五牲之矢浴之。’季曰：‘诺。’乃浴以矢，一曰浴以兰汤。”该则故事反映了两方面的情形： 一是私通之于燕地妇女，似乎不但习以为常，而且胆子很大，并且内心坦然；二是反映燕地巫风颇盛（如“浴狗矢”），这自与燕地盛产巫术和方士不无关系。

▲燕山山脉。所谓“华夷之界”，依然挡不住民族交融。

社会价值观念有别于中原主流

燕地男人农耕意识淡薄，喜欢游手好闲，“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而女人则薄女红桑织而不为，全然没有中原那一套贞节观念，“女子则鼓鸣瑟，踮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总之，“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史记·货殖列传》）。《尔雅·释地》邢昺疏引李巡曰：“燕其气深要，厥性剽疾，故曰幽。幽，要也。”（《尔雅注疏》卷七）

《汉书·地理志下》认为，以上两种民风民俗的形成，与太子丹当年的所作所为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故“民化以为俗”。但笔者认为，这种文化特色的形成，乃燕地所处的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使然。燕地因为僻居北方，气候寒冷干燥，土地贫瘠，致使农业生产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困难；兼之燕地有众多的“古族”与“古国”，难免互相影响，而且其中的许多民族并非华夏民族。当然，太子丹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说，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有别于中原华夏文化的燕地文化。

▲易水。

慷慨悲歌、刚强不屈、任侠使气的个性

翻阅先秦典籍，我们可以知道，燕地之人具有慷慨任侠、勇猛无惧、朴直率性、刁悍轻薄等特点。如《吴子·料敌》说：“燕性悫，其民慎，好勇义，寡诈谋，故守而不走。”《吴子》的这一概括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而为后世史籍所继承。

《史记·货殖列传》云：“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临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隋书·地理志》云：“（冀幽之士）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故《班志》述其土风，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阚骃《十三州志》云：“冀州之地，盖古京也。人患剽悍，故语曰：‘仕宦不偶值冀部。’其人刚狠，浅于恩义，无宾序之礼，怀居悭啬。古语云：‘幽冀之人钝如椎。’”（《太平寰宇记》卷六三引）

在唐朝文人的笔下，对燕赵的这一民风描写甚多。韩愈（768—824）《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云：“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骆宾王（627？—684？）《易水送别》云：“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钱起（722？—780？）《逢侠者》云：“燕赵悲歌士，相逢剧孟家。寸心言不尽，前路日将斜。”韦应物（737—792）《送崔押衙相州》云：“礼乐儒家子，英豪燕赵风。”

▲中华书局《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十《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而战国末年荆轲刺秦王的悲壮故事，成为燕赵任侠的铁证，给后世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直到汉代，还有这方面的遗迹，如在山东嘉祥县武梁祠汉代画像石上，即有“荆轲刺秦王”的画面。直到东晋时，陶渊明还说“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咏荆轲》）。明陈子龙（1608—1647）《渡易水》云：“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易水潺湲云草碧，可怜无处送荆卿。”清俞瀚《咏荆轲》云：“不是真知己，如何任侠行。自从君去后，易水有悲声。”《畿辅通志》云，“衡介燕赵间，士多慷慨”，“性缓尚儒，仗义任侠”。

▲山东嘉祥县武梁祠左石室第四石“荆轲刺秦王”画像（中）。

至于个中原因，《管子·水地》认为与当地的地理特征有关，“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地理环境虽然也是影响文化的一个因素，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相对而言，《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的看法则更为全面、更为贴切一些。《地理志下》认为，“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也就是说，某地风俗的形成，既与其所在的地理环境有关（“水土之风气”），也与所谓“上行下效”有关（臣民“随君上之情欲”）。具体而言，燕地民众之所以会形成这种个性，一则与当年燕太子丹有关，“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另一方面，也与燕地所处的民族环境有关，“上谷至辽东，地广民稀，数被胡寇，俗与赵、代相类”，这才点中了问题的实质。因为燕地是一个多民族聚居之地，文化上互相影响，可以说是势所必然。

摘自《燕国八百年》第十一章，注释省略。

著者：彭华

出版时间：2018年7月

定价：58元

页数：384

本书运用“二重证据法”，结合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考古资料，纵横开阖地论述了燕国八百余年（公元前11世纪中叶－公元前222年）的历史文化，全方位地揭示了“燕国历史文化”的种种内涵。纵向而言，举凡燕地的“考古学文化”（西周封燕之前）以及燕国本身的历史（开国、发展、强盛、衰落及灭亡），都巨细无遗尽入彀中；横向而言，举凡燕国的经济、政治、古族与古国、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史载人物，都有细致入微的叙述与讨论，令两三千年前的燕国跃然纸上。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