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复兴时期，有4个城市坚持抵制住了主公会议的建立，它们是威尼斯、佛罗伦萨、锡耶纳和卢卡。这些城市最终发展成了文艺复兴时的城市共和国，建立了自己的寡头政权。另有3个城市：热那亚、佩鲁贾和博洛尼亚后来也加入了它们的阵营。不过，这后3个城市一直在城市共和国和独裁政府之间摇摆不定，其中佩鲁贾和博洛尼亚在15世纪时最终倒向了独裁政权。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以上城市选择寡头政治集团而非一人专政的原因。和以往情况一样，其原因也可谓复杂多变。

文艺复兴

在著名的海港和贸易城市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业的繁荣很好地平息了社会动乱，因此平民运动力量相对弱小。特别是在威尼斯这个寡头政权最为稳定的城市，因为具备了强大的警备力量，各阶级之间的流动性相对较高，平民有较多的机会进入统治阶层，故排除了发动声势浩大的平民运动的可能性。在这些条件下，14世纪和15世纪的经济危机对这两个城市的破坏性就相对较小，得以保留了少许民主因素。在其他5个城市，平民公社实力极为强大，运行也十分成功，至少从领土扩大来看，情况如此。这导致民主传统得以重新确立，而这种传统即便是在面临危机时也很难被全部摈弃。

这种寡头政权的组成规模在这7个城市也各不相同，从威尼斯约占城市人口的2％到博洛尼亚约占12％，比例不等；不过，在实际运作中，只有1％的城市公民真正参与了城市的管理，这意味着即便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这两个较大的城市共和国，城市的管理大权也只属于他们中的200至600人。共和国寡头政权的运作十分复杂，也极为畸形，掌权的个人或家族常通过策划各种各样的阴谋和实施暗箱操作来巩固其政治地位，扩大手中的权力，因而独断专行的现象和幕后活动层出不穷；尤其严重的是，为实现权力目标，统治阶级常无情地践踏法律或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上。

威尼斯

各级政府的运作主要依赖于一些颇有实力的小型公民委员会，其组成人员需要不断地变更，至少原则上需要如此。城市统治阶级的当权人物会在其中工作一定时期（一般为两个月到1年之间），以保证权力在寡头之间的平均分配。然而，实际上，左右这些公民委员会的仍是一些富有的、极具影响力的权术家，虽然他们的人数极其有限，却掌握了对共和国的绝对支配权。以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为例，这两个城市的高级官职无一例外地皆由城市公民委员会审查后列出的候选人名单上的人员担任，而这也是统治阶级为了保证其统治长治久安所采取的典型措施。即使在以“开明政府”自居的锡耶纳城，由9人组成的城市公民委员会仍是从经筛选后的公民中选出。据相关档案记录，当时，锡耶纳城的公民必须满足8项条件方可进入委员会。

佛罗伦萨

总的来说，寡头政权和主公会议亦有不少共同点。其中最为核心的便是二者皆信奉权力来自富人、归富人所有和为富人所用的宗旨，故其活动皆以实现富人利益为终极目标，而这种政治现象都以平民阶层的反抗而短暂告终或至少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文艺复兴时期见证了财富在为数不多但控制了城邦大权的贵族手中的集结。不用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的利益被完全忽视，他们也因而变得更加贫困。不过，说来似乎是一个怪论，财富的大量集中却铺就了这一时期文艺繁荣的温床。

查理八世

14世纪后半叶，一些大城市领土范围的扩大形成了由五大主要王国主宰下的意大利地理和政治格局。这五大王国的人口多达80万至200万，它们分别是威尼斯城市共和国、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米兰公国、教皇国和那不勒斯王国。这五大力量之间互相牵制，使得任何一方的领土扩张行动都变得十分艰难。随着公元1454年《洛迪协定》的签署以及1455年意大利联盟的成立，这种现状才得以正式确定并逐渐形成了公元1494年法兰西的查理八世入侵之前意大利半岛长达40年的和平稳定局面。如今，当我们回顾历史时会发现，这一和平时期的意义可谓至关重要，它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生以及取得伟大成就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