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普通老百姓想当官，无外乎有两条路走。

一是寒窗苦读，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拿到敲开官场大门的敲门砖。这是绝大多数读书人的选择。然而，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左宗棠多厉害的人？三次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洪秀全多厉害的人？四次参加童生试都落榜，到头来连秀才都没考上。

二是花钱买官做，即捐官。读书是需要一定的天分。对于那些既没有读书天分、又想为人民服务的人来说，捐官是一条不错的道路。只要你舍得花钱，官府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着。

说起来，清朝捐官制度，还是跟明朝学的。想当年，清朝兴起于关外的白山黑水之间，并没有花钱买官做的概念。1644年，清朝入关后，本着“拿来主义”的精神，对明朝的政治制度进行了“照搬照抄”，包括这捐官制度。

实事求是地说，清朝最初实行捐官制度的主要目的，还并非借机敛财。清朝初期，参加科举考试的知识分子寥寥无几，绝大多数士民隐藏在民间。这对于清朝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威胁。为此，朝廷要打通科举考试之外的第二条道路，将更多的精英力量纳入政权，消除隐患。

雍正皇帝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反不若授职富人，藉以牵制科甲，庶台先圣立贤用人无方之意。”在雍正皇帝看来，通过科举考试步入官场的人，容易染上徇私结党的恶习，干扰朝政，不如保持捐官渠道，对科举考试形成一种牵制，这也符合先贤用人无方的本意。

的确，清朝历史上不乏正直善良之人，通过捐官进入官场，作出一番为民为国事业的例子。

——1717年，一个叫李卫的江苏富商子弟捐了一个员外郎官职。不久，李卫以兵部员外郎的身份进入朝廷，后升迁为户部郎中。李卫精明能干、为官清廉、不畏权贵，在担任户部郎中时，哪怕面对亲王时也敢于坚持原则。雍正皇帝很欣赏他这一点，将他大力提拔。到1727年时，李卫已官至浙江总督，成为封疆大吏。及至后来，连秀才都不是的李卫，又历任兵部尚书、署理刑部尚书、直隶总督等职，在朝廷里风光无两。

——1846年，湖南益阳人胡林翼花了1万两银子，捐了一个四品知府。胡林翼没有选择富裕的地方任职，而是去了偏僻贫穷的贵州。胡林翼觉得：我花钱买官就已经够耻辱了，怎么还有脸选一个富裕的地方搜刮民财呢？胡林翼去了贵州后，在基层历练8年之久。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胡林翼率部进入湖北，在与太平军作战中大放光彩，被实授湖北巡抚，并赏戴一品顶戴。胡林翼花了1万银子捐官 最终成了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齐名的中兴名臣之一。

然而，在庞大杂乱的捐官队伍里，像李卫、胡林翼这样一心为国为民的人，实属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捐官，是为了满足他们心中的贪欲。而且，买官是要花一大笔钱，而清朝官员的俸禄又比较低，光靠俸禄，是绝无可能拿回捐官的本钱。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职权贪污受贿、搜刮民财。

在清朝，捐款不便宜。如前面所说的胡林翼，花了1万两银子才捐了一个四品知府。按照当时的市场行情，买一个知县（县官）至少要4600两银子。这是一笔巨款，许多人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根据《清俾类钞》记载，一个浙江山阴县老百姓蒋渊如，做梦都想买一个知县当，可他家里实在太穷，倾家荡产也拿不出4600两银子。一天，蒋渊如灵机一动，为何不多找几个人，凑一笔钱买个知县当？于是，蒋渊如找来好朋友唐文卿等4 人。他们凑了一笔钱，终于买了一个知县。按照事前的约定，出钱最多的蒋渊如担任知县，出钱第二多的唐文卿做刑名师爷，其他人则分别担任不同职务。

当了官后，他们这5人“舞文弄法，狼狈为奸，辇部民之金以入邑廨者岁可以二十余万”，一番狠刮猛捞，每年都能赚到20多万两银子。3年后，由于搜刮得过于凶残，吃相太难看，蒋渊如等人遭到检举揭发，全部被革除职务。

但有什么关系呢？他们5个人在3年内总共搜刮了60多万两银子，早就赚得盆满钵满了、满载而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