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要有大的成就，除了自己努力之外，往往还要靠高人指点，贵人相助。对清朝的李鸿章而言，最重要的一位高人和贵人，莫过于其恩师曾国藩。

李鸿章年少时，因其父李文安和曾国藩为同榜进士的关系，得以在曾国藩门下课读受业。咸丰年间，清军与太平天国作战，李鸿章所率团练乡勇在安徽溃败，又蒙曾国藩的湘军收容。

此后，李鸿章官途一路顺畅，先后出任江苏巡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都是出于曾国藩的推荐。

可以说，没有曾国藩这位贵人的提携，就没有后来的李鸿章。因此李鸿章亦以曾国藩的门生自居，在写给曾国藩的挽联中，上联便是“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不过，李鸿章自称的曾国藩的“门生长”，也就是第一大弟子，究竟是否名副其实呢？

在当时，李鸿章已经继承了曾国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衣钵，就身份地位而言，确实无人能出其右，但在曾国藩的心目中却并非如此。

如《清史稿》记载，曾国藩曾经评价门下弟子：“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裕钊）、吴（汝纶）两生。”曾国藩一开始最看好的，并不是李鸿章。甚至可以说，曾国藩早先是不太喜欢李鸿章的。

究其原因，在于曾李二人的性格差距过大。曾国藩是湖南人，讲究务实，行胜于言，而李鸿章是安徽人，为人处事有些浮夸，言过其实。这里并没有地域歧视的意思，而是清朝当时的人们对湘淮两地的评价，确实如此。

据《庸庵笔记》记载，李鸿章最初投靠湘军时，曾国藩曾经慎重考虑过是否接纳。以曾国藩此前对李鸿章的了解，认为李鸿章“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艨艟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

上面这句话，明面上是夸奖李鸿章有能力，但更深层的含义，是担心李鸿章心气太高，不能沉下心来做事。

而且曾国藩知道，李鸿章这人非常滑头。最初李鸿章奉命随同上司吕贤基回安徽办团练，在太平军围攻舒城时，李鸿章事先收到消息，只身逃跑，留下吕贤基殉城。所以曾国藩还有一层担忧，就是李鸿章并非那种可以共患难的人。

咸丰十年（1860年），湘军了遭遇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在那一年，太平军在忠王李秀成的率领下，攻陷清军江南大营，曾国藩临危受命，接任两江总督之职挽救危局。

在湘军大营驻扎地点的选择上，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人意见起了冲突。曾国藩想要进驻安徽祁门，此为四战之地，要冒一定风险，但能给太平军大本营施加更多的压力。但李鸿章却说，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是兵家之绝地，不能在此驻军。

曾国藩也知道驻军祁门有风险，但他刚刚接任两江总督之职，若一点风险都不敢冒，又会让朝廷猜忌他拥兵自重，因此必须摆出这个姿态，置之死地而后生。

于是曾国藩对众人说：“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就是在此时，李鸿章萌生了退意。刚好当时曾李两人再次为是否应参劾失守徽州的李元度一事起了冲突，李鸿章为此选择离开湘军，到江西暂避。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鸿章的看法是正确的，湘军驻扎在祁门，一度被太平军围困，曾国藩甚至还写好了遗书交代后事。最终祁门无法再守，曾国藩只能选择撤军回东流。

脱离危险后，湘军正是用人之际，于是曾国藩写信又把李鸿章请了回来。当时朝廷让曾国藩举荐一人担任江苏巡抚，好友欧阳兆熊向他推荐李鸿章，曾国藩叹气道：“此君难与共患难耳！”

从曾国藩的态度来看，其实他感情上是不太喜欢李鸿章的。然而湘军幕府中，以李鸿章能力最强，在危难时刻，只能任人唯才。因此曾国藩是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举荐了李鸿章，把他培养成了自己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