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升迁不能靠“上头有人”

——从古代官场政治生态说开去①

清雍乾年间，有个曾提督湖南学政的官员阮学浩，写过一首形容当时官场新年拜客的诗：

争门投刺乱如烟，轣辘冲风亦可怜。

触眼但逢骑马客，纵怀须待听莺天。

久知扃户饶清福，颇爱烧香作静缘。

砚席尘封炉火冷，谁教疲绝短檠边。

说的是逢年过节，北京城里官员竞相奔走、投帖拜客的情状。很多人为了节约时间多拜客，只在门房簿子上登个名字就走了，也即诗称的“争门投刺”；更有甚者“帖到人不到”，派个随从坐在轿子里代替自己到处投帖。

这种拉关系、搞攀附的官场生态，在中国古代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由于封建官场，升迁快慢、官位高低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一般读书人经由科举等途径进入官场后，削尖脑袋想的就是如何升迁的“终南捷径”。于是乎，拉关系、攀大树，以寻求“上头有人”就应运而生了。

照理来说，在拉关系的问题上，文人官员因自命不凡，应该是不屑、不愿为的事，但事实上很多有识之人不仅坦然接受，而且欣然为之。有唐宋八大家之首美誉的韩愈就曾说，“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在他看来，寒士“跑官要官”与达官“聚才扬名”是一拍即合、互利双赢的事情。历史上，不少功成业就的官员，升迁办事往往也离不开“上头有人”。比如，明代戚继光与俞大猷，都是抗倭名将，但一个圆融会打点，一个耿直不入俗，结果戚继光先后得到了胡宗宪、张居正的支持，而俞大猷则屡次被罢官乃至下狱，两人事功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可见，拉关系、“架天线”乃封建官场的惯例，有志之士若不谙于此，也难以一展胸中抱负。此中，深刻折射出了封建官场政治生态的庸俗与恶劣。

那么，古人又是如何拉关系、搞攀附、“架天线”的呢？有雅的、不显山露水的，主要是凭才学，拿辞赋文章或政策建议上门“拉关系”。像唐代士子在参加进士考试前，就时兴“行卷”，把自己的诗篇呈给达官贵客，以希求其宣扬或推介于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诗人朱庆馀这类事就没少做，平日里经常向达官张籍行卷，因此也得到他的赏识，但临到要考试了，又担心自己落选，再而呈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北宋宰相张士逊曾经仕途不顺，年近50还在低级官职上徘徊。后来，他拿着自己的文章去拜谒翰林学士杨亿，最开始一连3天登门都没有碰到，门房也不通报，但他站在门口就是不走。有次，杨亿偶然从窗户的缝隙里看到气度非凡的张士逊，就接见了他，相谈后大为赏识，不久就举荐张士逊为监察御史。

这是拉关系比较含蓄、文雅的。当然，也有很直接、大张旗鼓“拉关系”的。这就是千方百计钻营“人际关系”，同乡、同门、同宗、同年等都可利用，“拜门”“拜把子”“拜干亲”“结姻亲”等都可运用，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据记载，清朝乾隆时，有一位姓汪的翰林为得到肥缺，让夫人先拜相国于敏中的小老婆做干娘，每天到其府第请安问好；于敏中势衰后，又让夫人拜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梁诗正做干爹，并令其殷勤侍奉，冬天梁相国上早朝前，干女儿都要把相国上朝佩戴的朝珠放在胸前焐热，再亲自给他挂上。为此，纪晓岚专门写了一首讽诗：

昔曾相府拜干娘，新拜干爹又姓梁。

赫奕门楣新吏部，凄凉池馆旧中堂。

君如有意应怜妾，奴岂无颜只为郎。

百八牟尼亲手挂，朝归犹带乳花香。

不独有偶。湖南人胡林翼担任湖北巡抚期间，为和湖广总督官文搞好关系，特意让母亲将正受官文宠幸、但出身不好的小妾认作干女儿，既解决了这名宠妾的身份问题，又名正言顺和官文当起了姻兄弟，更重要的是消减了工作上的钳制。

由是观之，在封建官场中，“关系”不仅事关个人升迁，某种意义上还是衙门运作的润滑剂。上头没人、关系不硬，办起事情来难免磕磕碰碰，要想升官更是难上加难了。浸染于这种环境之下，其官场文化、官场生态只能是庸俗功利的，最终导致的结果无异于“劣币驱逐良币”、无异于吏治败坏。

有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活、政治生态。古代干部升迁热衷于拉关系、架“天线”，是封建官场政治文化发酵出来的一颗“毒瘤”，给当时的政治生活、政治生态带来致命性影响。回到现实，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仍需要从政治文化上正本清源，让诸如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没有用武之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

干部升迁靠“上头有人”，是一种可怕的负能量。打破这种“关系学”，既需要每一个干部讲官德、修私德，也需要组织部门从制度机制上作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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