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丹书铁券”，是指古代帝王颁授给功臣、重臣的一种带有奖赏和盟约性质的特权凭证，又称“丹书铁契”，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免死牌”、“免死金牌”。 “丹书”是指上面的信词用丹砂填字写， “铁券”则是铁制品外形如筒瓦状，合称“丹书铁契”。

其制法为熔铁铸瓦，为了取信和防止假冒，断而为二将铁卷从中剖开，朝廷和诸侯各存一半。 颁授“丹书铁券”的制度最早始于汉高祖刘邦。“丹书铁券”有了免死的权限，最晚在南北朝时期。早期铁券免死次数大多在3次以下。从北魏至唐代，免死次数不断增加，唐代后期，受赐铁券者的子孙甚至可以凭铁券免死1至3次。唐朝在制度上作了明文规定。形制历代不一，后世基本上仿唐制。明代金书铁券的券文已有明显变化，一是谋逆不宥，只宥其他死罪；二是免死的次数较少，子孙不免死。到清代，“丹书铁券”制度被废止从其源流、功能、性质等进行考查，铁券是勋章的雏形。

审视本铁券，可比较清晰地看到“武德元年”、“尚书（右仆）射裴......”“罪非叛逆（可恩）恕二死”等文字。《旧唐书》记载，唐高祖李渊在武德元年五月称帝后不久，下诏褒奖参加太原起兵的功臣，列入“太原元谋功臣”名单的一共有李世民、裴寂、刘文静等17人。其中，给予“特恕二死”待遇的3人，“约免一死”的14人。《旧唐书·卷五十七·列传第七·刘文静》对此记载的更为详细：“文静初为纳言时，有诏以太原元谋立功，尚书令秦王某，尚书左仆射裴寂及文静，特恕二死。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右屯卫大将军窦琮、左翊卫大将军柴绍、内史侍郎唐俭、吏部侍郎殷开山、鸿胪卿刘世龙、卫尉少卿刘政会、都水监赵文恪、库部郎中武士、骠骑将军张平高、李思行、李高迁，左屯卫府长史许世绪等十四人，约免一死。”

裴寂是唐高祖李渊最宠信的大臣，所以在唐建国后成为第一任尚书右仆射，武德六年（623年）又升迁为尚书左仆，成为朝廷首相，并获得了“特恕二死”的恩遇。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本铁券就是唐高祖李渊赐给尚书右仆射裴寂的“免死金牌”。 裴寂隋末曾任晋阳宫副监，与唐高祖李渊交好，后参与策划太原起兵，将晋阳宫物资充作军用。唐朝建立后，裴寂担任尚书右仆射，封魏国公，曾征讨宋金刚，虽大败而回，但仍深受宠信。贞观三年（629年），僧人法雅因妖言获罪，裴寂也受到牵连。唐太宗免去裴寂的官职，削去他一半的食邑，让他返回故里。 后流放静州，但却率家僮讨平山羌叛乱。唐太宗思及裴寂佐命之功，便召其回朝。但这时裴寂却已病逝，后被追赠为相州刺史、工部尚书、河东郡公。

唐末因钱镠平定叛乱有功，唐昭宗赐金书铁券以示嘉奖。钱镠即后来吴越国的开国君王。铁券上嵌楷书金字333个，券文明言“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这一金书铁券，历史上曾受宋太宗赵匡义、宋仁宗赵祯、宋神宗赵顼、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和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等六位皇帝的御览。其中朱元璋曾御览了两次，乾隆第三次南巡时想一睹这件稀世古物，于是钱氏后裔武进士钱选等人把铁券及五王画像送到常州，让他观赏。乾隆皇帝不但御览了铁券，还把他亲题的《观钱鏐铁券歌》刻在安置铁券的木盒宝匣上赐给临海钱氏，连同铁券还给钱氏子孙保管。曾经“七登天子之庭，一藏深山，三沉深水”的钱缪铁券，历经千年沧桑，流传有绪， 1959年浙江省博物馆移交中国国家博物馆，特调藏这件无价之宝，将它以一级文物珍藏。

丹书铁券，是否真的可以免死无罪呢？

汉高祖发明了丹书铁券，然而到了汉武帝太初年间，只过了一百年，只有五个功臣后裔还封为侯爵，其余的都因犯法而丢了性命、亡了封国。唐朝大约一百人左右获赐铁券，结果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四分之一，还有五分之一的人因史料记载缺漏不详不知所终。五代时期，后唐庄宗李存勖灭亡后梁，自居为大唐正统，只赐了三份丹书铁券，其中两人郭崇韬、朱友谦随后无辜被杀，剩下的一位铁券持有人李嗣源也差点不得逃生，最后被迫发动兵变取庄宗而代之。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颁赐了一大批“免死铁券”。享受如此恩宠的大臣有：李文忠、李善长、冯胜、耿炳文、傅友德、徐达、汤和等。结果，那些拿到“免死铁券”的开国元勋们，大多数人都没有享受到“免死”的特权，反而死于非命。

虽然丹书铁券中有皇帝信誓旦旦的誓词，但铁券中并没有履行对功臣免罪免死等许诺，持券者往往以细故获罪，犯常刑亦不得赦免。至于功臣子孙更无免罪特权，稍触刑律，即绳之以法。由此可知，丹书铁券并不能起到护身符的作用，仅是皇帝颁给臣下的一种荣誉地位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