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割”儿童

原以为诱拐儿童又打杀残废，命其为乞讨工具的事情，在古代恐怕不会发生。想不到清朝乾隆时期竟然就已经出现了。而且看记录叫做”采割犯“，这种事似乎早有刑事司法的术语，可能起源更早。“采割犯”，乾隆三十五年

乾隆三十五年。吴江县破获一个“残废小丐“采割案。这个小男孩乞丐是个残疾人，受到两个成年人控制，此二人名为张起贵、张顺留。知县孙儒显然是个富有正义感的人，他听了小男孩的叙述后，即断定此二人是“采割”重犯。侦察之后还发现一条船上另有男孩幼女，案犯还供出了另外几个采割犯，如许子发、陈大、孙世荣、张大成、五和尚等人。这显然是一个犯罪团伙。《清高宗实录卷858》：谕军机大臣等。据萨载奏，苏州同里镇地方获有残废小丐。讯称系嘉兴人，被拐求乞。当经缉获拐犯张起贵、张顺留二名，于船内搜出男孩幼女，并讯供此外尚有许子发等船只，俱系浙江嘉兴湖州人。及张起贵等之师陈大、孙世荣，并同夥张大成，俱住湖州新市，又孙世荣之师五和尚，住安吉州东阳寺。现在选捕、分路严拏，并咨浙抚一体详究等语，所办甚好。

清朝老照片

“采割”，按照清高宗实录的其他记载，应为“采生折割”的简写，意指将儿童诱拐后打杀残废、断手断脚，而后令其沿街乞讨，所得钱财归己所有。这种犯罪行为是绝大多数人最痛恨的。如此大案，如此丧尽天良，孙儒立即上报。案卷很快上到了乾隆帝的案头。乾隆阅后震怒，先后发布两道上谕，可谓相当义愤：《清高宗实录卷858》：……此等凶徒，敢于光天化日之下肆行拐骗，残杀无辜，扰害地方，不法已极，自应上紧，捕获穷究，党羽尽法惩治，以安善良。……此等（采）生折割凶恶匪徒，自应穷究根株，毋任稍有漏网。……

乾隆画像案件定性忽变

乾隆朝实录的全称是《大清高宗 法天隆运 至诚先觉 体元立极 敷文奋武 孝慈神圣 纯皇帝实录》。在这部实录里，乾隆帝的形象是聪明睿智之人，他喜欢上述这种“诛心式”的上谕文体，令臣僚万分敬畏。在这种文体中，乾隆帝有着十分清晰的逻辑、强大的分析能力，以及洞察臣僚内心动机的直觉，对此，看过《叫魂》的人一定不会陌生。

此案同样如此，案件侦查过程很快就出现突变，乾隆帝忽然在上谕中说“看来该县获犯禀报时，未免有急图见功之意，其所报折割杀害情节，或系该犯等到案游供或系捕役教诱，俱未可定。”由于某种因素出现，乾隆帝忽然改变认识，觉得是知县孙儒办案有问题，还诛心式的说到孙儒有邀功见赏的动机。根据实录，这个转变很可能来自两个大员的奏报，一个是江苏巡抚萨载，一个是江苏按察使吴坛。

剧照《清高宗实录卷858》：又谕。据萨载奏，提审拐犯张起贵等，并被拐幼孩，隔别研讯，所供折割杀害、情节参差，尚难遽信等语，所办甚是。此案前据熊学鹏奏到拏获在浙案犯审讯供词，与江省所报情形迥不相符，恐不免各分畛域。因传谕高晋，令其会同、虚衷推勘、详确定拟。今现获各犯，经吴坛提审时，即将初报未能确实之处，层层究出。吴坛于刑名事，向属谙练。此案细心推鞫，务得实情，萨载亦不回护前奏，据实直陈，朕心深为嘉许。看来该县获犯禀报时，未免有急图见功之意，其所报折割杀害情节，或系该犯等到案游供或系捕役教诱，俱未可定。著传谕萨载，即遵前旨，会同高晋、督率吴坛等，将江浙所获各犯，逐一虚衷推鞫，务令水落石出，毋使稍有枉纵，其未经到案各犯，仍即一面上紧缉拏，务使全获以成信谳。

很可惜，清高宗实录里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证实此案为何突然转变，要去查阅清朝刑事案卷，亦非小号所能为者。但可以按照推理小说的方式来模拟一下：

犯罪团伙隐藏的蛛丝马迹

江苏按察使吴坛，于案发前的乾隆二十五年中进士，长期从事刑名。这个吴坛属于山东海丰吴氏，其父吴绍诗、弟弟吴垣当时都在乾隆朝为官，且都属于刑事司法部门的干员，当时父子三人皆为刑名专家，传为美谈。他的专业性意见当然就很有分量。萨载属于正黄旗伊尔根觉罗氏，此前在理藩院出任翻译员，后主管苏州织造。苏州织造的地位之特殊，稍微了解清史的人都不会陌生。这两个人的奏报，对乾隆的影响可想而知。

除了官场上的条线之外，犯罪团伙本身存在的蛛丝马迹实际上才是最重要的。按照实录，犯罪同伙之间存在着神秘的师徒关系。主犯张起贵有一个师傅叫陈大，此人被供出后抓获。紧接着，又供出了同犯孙世荣，以及孙世荣的师傅“五和尚”。五和尚住在安吉州的东阳寺。

考虑到整个乾隆朝的社会背景，这个团伙显然是当时盛行的“流民会社”，即近代的江湖。乾隆朝的流民会社相当多，大多数披着宗教外衣。这个“采割犯集团”显然也是披着佛教外衣的团伙。会社繁多的主要原因，是马尔萨斯效应，即劳动生产率长期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长与资源承载出现严重冲突，普遍贫困化就是自然之局。这时候人口之间的互助显得特别重要，这些互助性会社就忽然冒出来了。它们很多都是犯罪集团。“采割犯”显然也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

所以，此案的背景忽然就放大了，触及到了深层问题，匆匆了结成了各方面的公约数，而且彻底打击这些犯罪势力也是清朝所办不到的事情。乾隆帝无奈之下只能作罢，但他没有拿知县孙儒顶包，孙儒的升职记录作废，但也不降级处理，继续留任。

乾隆围猎《清高宗实录卷858》：○吏部议吴江县知县孙儒，于拐犯张起贵等未能严究实情，误为采割重犯，应照例降调。得旨今日，吏部将高晋、萨载等审拟吴江县拐犯一案。议得该县孙儒于拏获张起贵到案时，遽信幼孩供词，辄将张起贵等认为采割重犯通禀，部议援军流人犯错拟斩绞例。将该县降三级调用，虽有加级纪录不准抵销。孙儒于此案虽未能细心研审，究出实情，固属咎有应得。但一闻地方禀有拐犯，即行迅速拏究，于办公尚属认真。孙儒著降三级从宽留任，免其降调。余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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