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一直以来被贴上了“卖国贼”的标签，再加上 “五四运动”的影响乃至课本教科书的学习，可谓是家喻户晓根深蒂固 。这三人中曹汝霖和陆宗舆都曾在日本留学，学成之后归国开始参与政治。而章宗祥虽然没有去日本留过学，但是他后来的职位是驻日的全权大使。这样的经历为他们在抗日期间成为亲日派埋下了罪恶的种子。在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时候曹汝霖的职位是当时的交通总长，章宗祥是驻日外交大使，陆宗舆是当时的货币局总裁。因为职位的关系，他们三人在段祺瑞的指使下，出卖国家主权，向日大量借款，并签订了大量有损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不平等条约，因此被人民视为卖国贼。

曹汝霖

五四运动后，曹汝霖先在医院躲了几天，后搬到北海团城暂住。曹在这里足不出户，每天以写字打发时光，还改了个名字叫“觉厂”，有点闭门思过的意思。此后他没再任过要职，似乎也没有东山再起的企图，而是热衷于慈善活动。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据说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曹家还经常向人施舍棺木。

20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共有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医院落成并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尚余20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中央医院属于慈善性质，用这20万元支撑医院的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后来新亨银行倒闭，医院所剩的几万元，改存汇业银行。汇业银行歇业后，又改存中南银行。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只有他到医院时，由医院给他的汽车灌满汽油，这就是他从医院得到的全部报酬。

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一些名医如钟慧澜、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辞去院长，请钟惠澜继任，他对钟说:“我本是个外行，维持了十几年，虽然没有成绩，但幸而没有大过。日本人在这里，我不能不顶着名字应付应付。现在日本人走了，还是你们几位专家多负些责任吧。”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人民医院。

抗战爆发，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愿在日伪政权任职，不在自己被国人唾弃的历史上再加上卖国罪孽。据说日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选，但曹汝霖不为所动。后来，王克敏曾给他挂上“最高顾问”的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给曹汝霖挂了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未参与汉奸卖国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曹汝霖迁居上海，先被短暂囚禁，不久又被释放。1949年去了台湾，后又去日本、美国。他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一书中仍不免为自己辩白。当其忆及“五四运动”时，他倒也大度、感慨地发出肺腑之言：“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在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1966年8月他病死于美国底特律。

陆宗舆

五四运动后，在陆宗舆家乡海宁县，5月13日在硖石召开的各界人士万余人参加的大会。大会一致决议开除陆宗舆的乡籍，通电全国，以家乡出此卖国贼为乡人的奇耻大辱。由此，陆宗舆也就成了没有籍贯之人。对陆宗舆的谴责还没有结束。六月间，海宁乡人又集会决议勒石3块，分立于盐官镇的邑庙前、北门外和镇海塔旁，碑刻“卖国贼陆宗舆”六字。乡人路经此处，如对杭州岳坟前秦桧夫妇跪像一般，均唾骂不止。消息传至北京陆宗舆处，他终日惶惶不安，即以重金贿赂县知事，嘱以毁碑，但乡人群起而阻止，县知事耽于民情之激愤，也不敢强行胡为。8月16日，北洋政府内务部行文县知事销毁碑石，民众得知，即致电内务部，斥为包庇卖国贼。直至徐世昌任总统时下令，才被强行拆除此三碑。此后数十年，此三碑不知所踪。直到1985年，硖石镇惠力寺清理场地，于西墙脚下发掘出一块“卖国贼陆宗舆”石碑，碑身尚完好无损，现存于海宁市博物馆。1921年陆宗舆到了天津作起了“寓公”，在日租界建起了3千多平米的豪宅，并取名“乾园”，含有“浩瀚乾坤、汇聚一园，人杰地灵、颐养千年”之意。

1919年春，陆宗舆和美国专家一起在北京周围进行实地考察、选址，最终敲定在石景山的东麓，这就是九十多年前首钢的最初蓝图。炼钢所需要的铁矿石来自于龙关山和烟筒山，陆宗舆故而为这家炼钢企业取名为“龙烟铁矿公司”，意在寄希望于钢铁厂像龙一样烟气滚滚、升腾壮大。

1921年春天，从美国购买的大型冶炼设备运抵石景山，这座炼铁炉是京津地区的第一座高炉，也被称为首钢一号炉。为了给这个庞然大物打造一个坚实稳定的地基，工人们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炸平了二三十米高的两座山包。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7月，陆宗舆为逃避抓捕躲往天津租界，龙烟炼厂出铁之事随之搁浅。1925年一度出任临时参政院参政。1936年，在日军夺取龙烟铁矿的开发权后，陆宗舆受命于国民政府，重新接管龙烟铁矿。陆宗舆频繁奔波于平津之间，企图重整他的钢铁王国，但最终也没能完成让龙烟铁矿公司炼出钢铁的夙愿。直到1945年，这座命运多舛的钢铁厂才终于从“一号炉”流出了它的第一股铁水。 1940年，汪精卫成立伪国民政府，陆宗舆被聘为行政院顾问，再次附逆沦为汉奸。1941年6月1日病死在日本，他没有葬回家乡浙江海宁，而是葬在了石景山福寿岭的东山坡。

章宗祥

据说，章宗祥很长时间都没有脱离生命危险。尽管如此，当他闻听到肇事的学生被捕时，章宗祥不仅没有乘机提出控告，反而派其妻子出面代替他具呈保释学生。有人评论他说：“自知众怒难犯，亦可见其风度”。不管怎么说，章宗祥在被打得遍体鳞伤且又没脱离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令其妻出面保释痛打他的学生不受责罚，就凭这一点，对他的宽容和气度不得不表示赞许。章宗祥伤势好转后，于6月初也告病辞职。在辞职书里，他倒没像曹汝霖和陆宗舆那样为自己辩解，而是老实地以伤痛为由请求辞职，以便“侍奉老父，退居田间”。

湖州各界人民于6月召开大会，宣布开除章宗祥乡籍，宣告出族，并议决查封其家产。以后，章宗祥从政界引退，转入实业界，1920年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1925年任北京通商银行总经理。

1928年北京政府倒台后，他长期寓居青岛。抗战爆发后，汪精卫等建立伪国民政府，为日本侵略者效劳。大汉奸们多次拉拢章宗祥入伙，尤其是汪精卫对章宗祥惺惺相惜。

1942年3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不久，又任电力公司董事长。

1945年日本投降抗日战争结束后，他迁居上海，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未受裁判即被释放，后寓居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留在上海，直到1962年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