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杂文”概念的提出及践行

吴营洲

一

“大杂文”这一概念的提出，或许还得从贾平凹先生说起。

贾平凹先生1992年9月创刊《美文》时，提出了“大散文”这一概念。他在《〈美文〉发刊辞》中写道：“我们开办这份杂志……企图在于鼓与呼一种声音：鼓呼大散文的概念，鼓呼扫除浮艳之风；鼓呼弃除陈言旧套；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鼓呼更多的散文大家；鼓呼真正属于我们身处这个时代的散文！”

坦率地讲，当我读到这段文字时，不禁为之一震。

我觉得，倘若他“鼓呼”见效，不仅会提升散文的品位，也会提升人们对散文的认识，更会为散文这一传统体裁注入了新的勃勃生机。于是便下意识地想到了“杂文”。倘若杂文作者、杂文编者的眼底或笔下，全都挂上“大杂文”这根弦，那么整个杂文界，乃至每位杂文作者，恐怕就会进入另一番天地或境界。

或许是同样受到了贾平凹先生的启迪，四川的江源先生在其《杂文面面观》（作家出版社2003年11月）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大杂文”这一概念，时为2003年。

当然，在此之前的2000年，刘成信先生（《杂文选刊》主编）也曾有过“大杂文”这一提法。他说：“所谓的大杂文，既包括我们平时所说的狭义杂文，又包含杂谈、杂感、随笔、小品文及其它讽刺性非韵文文体。大杂文概念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问题，它不过是多年来人们所说的广义杂文。”（《杂文选刊》2000年第4期）

显然，他所说的“大杂文”，与江源先生乃至众多人所理解的“大杂文”，风马牛。

二

江源先生认为的“大杂文”，其大体风貌是：大视野、大胆识、大手笔。

其大致蕴含当是：大视野，就是所评述的题材，当是重大的，且，既能大处着眼，小处落墨，亦能高屋建瓴，大笔写意，表现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之从容游刃；大胆识，就是具有大无畏的勇毅和大启迪的识见，能言人之不敢言，能识人之不能识；大手笔，就是具有大家风范，大师匠意。

有论者称：所谓的“大杂文”，就是“直言体制病与君王病”。（朱健国2004年8月在长春召开的全国杂文笔会上的坦言）

也有论者称：“‘大杂文’精神，是杂文的品质，那就是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高妙的文化品质”。（陈新：《杂文、新闻，互相救命》，《杂文选刊》“下旬版”2010年6月）

当年，我也曾为“大杂文”鼓呼过：

最近几天，重又拜读了江源先生的《杂文面面观》，依然感到受益匪浅，尤其是其中的“创作观”，更是令人禁不住击节赞叹。江源先生在书中，明确提出了“大杂文”这一概念，并以呼唤“大杂文”为由头，来期盼高质量杂文的不断涌现。

……在江源先生的眼里，大视野，大胆识，大手笔，当是“大杂文”的大体风范。江源先生为此自然会有一番阐述，不过在这里，我们很想谈点自己的浅见：所谓的大视野，当是指杂文的写作者应该站在国计民生、民族存亡的高度来着手放眼，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个人的某些小念头、小得失、小情感；所谓的大胆识，当是指杂文的写作者应能独立思考，不媚权贵，敢于直面现实，敢于激浊扬清，能言人之不敢言，能见人之不能见；所谓的大手笔，就是指从事杂文写作的人，应像从事文学创作似的去遣词造句，去布局谋篇，力求使自己笔下的文字成为可咏可诵可品可藏的艺术品，力求使读者感到文章的写作者的确是出手不凡。

当然，“大杂文”的形成，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能只靠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单打独干。她的形成还有赖于广大杂文作者的不断摸索或实践，有赖于广大杂文编者的扶掖和青眼，更有赖于广大杂文读者格外喜欢；我们常常私下里认为，若是三方心齐，“杂文”这一文体，想不繁荣都难。

所以我们想，假如有一天“大杂文”这一概念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共见，那将是杂文的春天。（《期盼着杂文的春天》，《杂文月刊·文摘版》2004年第12期）

三

贾平凹先生提出“大散文”这个概念后，几经他及其同仁的不断鼓呼，并几经《美文》杂志的不断践行，“大散文”这一概念渐渐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或肯定。而“大杂文”这个提法呢？则是应者寥寥……

不过，客观地说，一些具有“大杂文”品貌的作品，还是时有所见的，诸如在《随笔》《读书》《同舟共进》《炎黄春秋》（改版之前的），及些大的论坛、网站。

令人纳罕的是，曾几时何，“小杂文”一词却俏然冒了出来，而且杜撰“小杂文”者还领了一时之风骚……

据称，上世纪八十年代，牧惠先生（已故的著名杂文家）有一次到了青海，在青海杂文界有关人士的聚会上，号召少写批评随地吐痰之类的杂文。

其实牧惠先生在此所倡导的，正是“大杂文”这一概念。

牧惠先生之所以在青海说这样的话，自然是有针对性的。然而，之后青海杂文界一位自谦只敢写随地吐痰之类文章的人，每到北京，必访牧惠。这或是牧惠的人格魅力所致。

四

当然，“大杂文”是不容易写的。

据称，1998年，在北京杂文学会主办的“世纪之交与杂文”研讨会上，几位报刊老总对当时自己在反腐斗争中的态度作了幽默形象的比喻：

一位说：本报不打老虎，只打苍蝇。有些报纸连苍蝇也不敢打。

一位说：我们既打苍蝇，也打吸血的蚊子，但不打老虎。

一位说：我们既打苍蝇、蚊子，也打死老虎。

一位说：要狠打死老虎，威慑活老虎。但陈希同、王宝森在倒台的前一天，也不敢打！

于是有人发问：老虎屁股上的苍蝇呢，打不打？

回答是：打！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先把苍蝇赶开，然后打之。

于是便引发了一阵哄笑。

人们心里对这些老总的实话实说、毫不装腔作势的诚恳态度表示敬佩，也对他们面对现实显得无可奈何的矛盾苦涩心情表示理解。（参见邵建华：《人间自有真情在——邵建华杂文随笔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第268页）

其实在我看来，无论是打苍蝇的杂文，还是打死老虎的杂文，终归还是杂文，绝不是貌似杂文的“媚文”。

五

“大杂文”这一概念的提出，迄今已有十多年了，其间更有识者及杂文作者的不断鼓呼，然而时至今日，其践行情况究竟如何呢？

恐怕并不尽如人意。

我记得，早在《文汇读书周报》“回归母体”之前的2014年2月21日，曾刊登了当时尚还健在的杂文界元老曾彦修先生的一篇文章——《忆于光远二三事》，其中写道：“二十多年前，在一次座谈会上，我说，现在的一些杂文与杂文刊物，与《轻骑队》（延安时期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机关的一些青年利用业余时间创办的一个墙报）比起来，可谓还没入门。……真的，不说内容，那文字的短小精干，是以后的杂文所未见过的。”

曾彦修先生的评点，的确目光如炬，高屋建瓴。

说来委实令杂文界人士有些气短，“现在的一些杂文与杂文刊物”，连个墙报都不如，遑论“大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