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来说这本《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

动物对古代中国权力思想的影响，还体现在仪式上，这就是下面我们要讲到的动物与体制的仪式感。

说到这个，我们很容易想到古装剧，特别是明清两代，官服胸前有一块“补子”，上面画着不同的动物图案或者纹饰，不同品级，补子也不同，比如在明代，文官的补子上是飞禽，由高到低是仙鹤、锦鸡、孔雀等等，武官则是狮、虎、豹、熊之类的猛兽，这就是“衣冠禽兽”这个词的由来。而清朝用的是蟒袍，品阶由低到高，蟒袍的纹饰也是逐级递增的，最高级别的，那当然是皇帝的龙袍。这些就是动物形象在政治中用于增强仪式感的最典型例子。

不过这个传统，可不是明清才有，而是古已有之。《左传》里说，东夷族的首领少昊，在统治时期就采取了凤鸟立制。用鸟的名称来命名官职，管历法的叫凤鸟氏，管春分和秋分的叫玄鸟氏，管马的叫雎鸠氏，等等不一。虽然这些不能被视为信史，但凤凰、玄鸟这些动物形象，后来确实进入了中国人的信仰系统。

动物在官场上的应用，还体现在日常的迎来送往上。前面说过的董仲舒写的《春秋繁露》，里边就提到过，卿和大夫向上司或同僚送礼，要用雁和羊，因为大雁领头高飞，如同领导；羔羊跪乳，象征品德优秀。民间送礼也有规矩，比如士送礼可以用鸡，庶民送礼要用鸭。这个规定的含义是：鸡不为威武所屈，士应该学习；鸭子走不远，正是庶民的榜样。这就是把动物习性，引申为某种道德和行为规范，并且推广到社会上。

至于祭祀、历法这些代表“与上天对话”的场景，更是离不开动物这个媒介。《礼记》记载，天子祭社稷要用一牛一羊一猪，合起来叫“太牢”；诸侯祭社稷用一羊一猪，合起来叫“少牢”。平时的祭祀，天子、诸侯用牛，卿和士大夫用羊，士人用猪。

这就是借助动物，提升了等级制度的稳定性，强化了不同阶层的人各自的社会定位。但动物不仅带给古代中国人世俗的这一面，还有精神层面的影响。这就是接下来要说的：从动物身上领略美感，推行教化。

我国古代有一种常用的修辞方法，叫做：比兴。就是“借物言事”，要表达一个观点、抒发一种感情，不直接说，而是先说一个有关联的事物，以此来作为切入点。

举个例子，《诗经》第一篇《关雎》大家都熟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看诗的主旨是想说窈窕淑女，但不直接说，先说雎鸠鸟，这就是比兴。这种手法在中国文学中非常常见，而这背后的逻辑，就还是我们上面说的，中国古人，人为地为动物赋予了某些他们认为的品格或是象征意义。所以，在表达情感或是观点的时候，会把这些动物也写进去，用来增强效果。这也就是所谓“动物的社会学属性”，是人附加给它们的。我们再举个更通俗的例子，前面说到过，羊羔跪乳，小羊在吃母乳的时候前蹄跪地，古人认为这是为了答谢母羊的哺育之恩，是孝道的体现。而实际上呢，你看看羊的体型就知道，不跪着它吃不着啊。

所以，这种人为赋予的所谓品格，其实跟动物本身的习性都并不怎么搭边儿，但是古人不这么看，他们还是宁愿相信，这背后有他们所宣传的理念。由于历代的不断灌输，强化这种认知，所以这种观念在古代中国还是很深入人心的。就这样，一些动物行为，被赋予了人定义的社会意义，进而又被用来加强对社会民众的教化。

甚至这套教化思想发展到极致，人不但是师法于自然和动物，更反过来认为，可以用他们制定的这套道德和行为规范，来教化世间万物。

古人相当自信地认为，人只要有道德高度，有天地正气，就可以让猛兽乖乖听话。汉代文献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一个叫童恢的县令就曾经当面申斥两只吃人的猛虎，说“天生万物，以人唯贵”，你们怎么能吃人呢？然后他命令两只老虎低头认错，结果呢，老虎真就乖乖照办了。当然这个故事不但我们今天听了不信，东汉的唯物主义者王充就提出过质疑，他说“圣人不能使鸟兽为义理之行。”圣人再牛，也不可能让禽兽听你的——圣人毕竟不是驯兽师嘛。

除此之外，这种教化，还体现在与动物的相处之道上，这也是衡量国君行为是否适当的一个准则，比如：天子要定期狩猎，以此来彰显武力，但是又不能太过于沉迷，要是天天纵情狩猎，或是提笼架鸟，那就不太好了。从先秦时代起这就是一个合格国君的行为准则，比如齐国宰相晏子，就曾经严厉批评景公“耽于田猎”——太爱打猎了，把这当做一个十分严重的事劝阻。所以我们能够想见，后世的唐太宗玩个珍禽，见了魏征要赶紧藏起来。与动物嬉戏，在当时大概比在后宫嬉戏更不符合道德。

此外还有，按照礼的规定，禽兽“杀之非时”（就是在它还没成年，应该继续生长的时候把它宰杀了），这样的动物不得出售；怀胎的动物不能吃，即使是天子也不行，更不能用来祭祀，否则会招来祸端。有证据表明，在春秋战国时期，甚至为此出了专门的法规。

题外话：读书可以扩充我们知识边界，获得更多看问题的视角，但盲从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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