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晚晴重臣李鸿章，就不可能离开甲午海战，梁启超先生曾对此评论道：李鸿章有才华，但见识并不高，依旧带有愚忠的思想观念。笔者以为，梁先生评价得确实有道理。我们可以透过李鸿章看中国的复兴，而清末时期中国的复兴就不能绕过日本。换而言之，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完全是受日本的影响。

李鸿章

1860年代，日本发起明治维新，天皇颁布法令，全盘西化。与此同时，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两次失利，也让国内的精英分子忧虑重重。一些手握实权的重臣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开始兴办洋务运动，借鉴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进行变革。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太平天国被剿灭后，清朝内部迎来了短暂的 “同治中兴”， 中国和日本共同享有和平的政治环境。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晃到了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朝和日本两国都开始增兵，最后形势恶化，一发不可收拾。甲午海战的爆发，一来是因缘巧合，二来更是日本崛起后的必然选择。结果是，清朝一败涂地，被迫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清朝最后一块遮羞布彻底失去，整个中华民族开始漫漫复兴探索路程。

明治维新

作为晚清政治代表人物的李鸿章，他的思想虽然比旧官僚先进，但是依然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这一点从甲午海战前的一次辩论就能看出。1876年1月，日本年仅29岁的外交官森有礼曾经和已经步入中年的李鸿章展开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双方围绕着变革的内容、方向、效果进行交流，但可惜并没有留下太多引人关注的点。

森有礼认为，西方科技功利性很强。中国当时的变革，只有三分模仿，本质上仍旧是封建思想，并无太大变化，洋务运动并不会改变清朝落后的面貌。尤其是在生活习惯上，森有礼对日本举国舍弃旧有服饰、模仿西方风俗甚为推崇，觉得这是以变革为荣的代表。森有礼的原话是：“不仅丝毫不感到可耻，而且我们反而以此变革为骄傲。此变革绝非外部强加给我们的，完全是根据我国自己的喜好作出的决定。特别是，我国自古以来，不论是亚洲，美洲，还是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其有长处，就总会想着将其拿过来为我国所用。”

反观李鸿章，他的原话是“我国决不会实行这样的变革，只是诸如武器、铁路、电信以及其他器械等，为必要之器物，他人最擅长之处，才不得不从国外引进。”日本是主动选择深层次的变革，而中国是被动地表面模仿。总而言之，李鸿章的思想还停留在表面。可稍微有点现代意识的人都很清楚，若是没有开放、平等、自由的观念，不对本质进行修正，根本不可能成功。

李鸿章

观念决定行动，愚忠于传统，投机取巧，浅尝辄止，注定要挨打。李鸿章与日本青年的观念争论，已经揭示了未来两国的命运走向。所以甲午悲歌，悲的不仅仅是战败的可耻，还有自以为是的帝国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