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宝卷的东昏政权覆没以后，西台的萧衍控制了荆湘上流重地，兵强马壮，帝业大成，遂于齐中兴二年(502) 四月正式称帝，改元天监，建立梁朝，史称“萧梁”，萧衍即为梁武帝。湘州从此又改隶萧梁政权版图。

萧梁开国之初，湘州建置仍沿袭南齐的规模。但不久后，由于梁武帝为满足南北各士族、寒族地主的利益，大量增设州、郡、县，以安插数量激增的官员，湘州的行政设置随之一变，州内设州，郡内有郡，甚至一县之内也设州置郡，混乱不堪。天监六年 (507)，梁武帝分湘、广二州之地设衡州，湘州的始兴、临贺二郡被划出。天监十年 (511)以后，萧梁王朝又分桂阳郡设郴州，分始安郡设桂州，分长沙郡设罗州。此外，衡阳郡的益阳县分出一个药山郡(今沅江市)，长沙郡分出湘阴（后又分设出岳阳、玉山、湘滨三县)、吴昌、罗三县，新置了一个岳阳郡(今泪罗、湘阴、平江三市县地)。于是，终梁之世，湘州仍辖10郡，治所为临湘县，而长沙郡辖县只留下了临湘、浏阳、醴陵、建宁4县。

萧梁时时期的长沙王共有四位。萧懿（？—500），字元达，因被诬谋反而乐昏侯萧宝卷赐死，梁武帝称后，追封其兄萧懿为长沙王。萧衍追封后，王位以其长子萧业嗣。萧业，字静旷，天监元年（502）袭父懿之爵位为长沙王，普通七年（526）逝于长沙王任上。其子孝俨，字希庄，嗣位为萧梁第三代长沙王，通于文学。去世后，由其子眘嗣位，为萧梁第四代长沙王。

南朝萧梁初，湘州屡经齐末战乱，人烟稀少，一片荒凉，有幸遇上了几位勤政廉洁的官员。

杨公则是萧梁王朝的第一任湘州刺史。他虽为武将，但性情宽厚，为政不苛，在长沙奉行“轻刑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使流落四方的百姓纷纷归来，湘州从此“户口充复”，社会又安定下来。杨公则为官清正，自奉廉洁。湘州自宋、齐以来，官场腐败，贪贿成风。新任刺史上任，往往有人前来贿赂以求取州署的职位，刺史即可乘机大捞一把；而刺史、太守离任，地方又必有丰厚的赠遗，称为“送故”。但杨公则到长沙时，公开选任州署吏职，将贿赂拒之门外；于天监三年 (504)奉调入京时，接任的刺史一到，杨公则“乘二舸便发，赍送一无所取”。

杨公则去任以后，70岁的夏侯详接任湘州刺史。夏侯详也是萧梁的开国功臣。他早年当过县令，“治有异绩”，“善于吏事”，也是一位操守廉洁、勤于政事的官员。他在湘州4年，用人行政，颇“为百姓所称”。夏侯详为人谨慎，心怀坦荡，常以“不为福始，不为祸先”自勉。据史籍记载：当时，湘州城内临水有一山，峻峭挺拔，老人传说“刺史登此山既代”，意即将免官去职。因此，历任刺史都不敢到这山来。而夏侯详无所顾忌，特地在此建造了亭、台、楼、榭，经常邀请僚属们前来聚会，以表白自己的谦退之志”。

萧梁后期，政治日益腐败，诸王骄横不法，官吏贪贿公行，然而任湘州刺史的张缵却是一位值得称道的人物。张缵，字伯绪，出身范阳(今河北涿县)寒门。自少好学，颇有文名；性格轻傲，不畏权贵，为政清明。大同九年 (543) 春，受命为湘州刺史的张缵，从建康启程，溯江而上，诗情溢怀，写下《南征赋》一首，描绘沿途的景色，叙述各地的人文历史，于湖湘、长沙更有精彩的描述。到长沙后，张缵不辞疲苦，整理州务，访问乡老，抚恤黎民。郡县“慰劳”上司的陋规一律废止，衙门的病老吏役、关市巡戍人员“一皆省并”。张缵的政声、治绩很快就传遍了湘州10郡。其时，零陵、衡阳等郡的深山老林中居住着被称为“莫徭蛮”的民族，他们生性强悍，向来不服官府的苛政，自张缵来湘后，即闻风归服。张缵治理湘州4年，流散的百姓自动归来，全州“户口增益十余万，州境大安”。

然而，就在张缵主持湘政之时，危机四优的萧梁王朝发生了南朝以来前所未有的大乱。先是北方降将“侯景之乱”，紧接着萧氏诸王群起争夺帝位，湘州重镇长沙又是首当其冲，演出了萧绎、萧誉叔侄激烈相争的一幕。

萧梁太清二年 (548)，张缵任满，改任雍州刺史，以代岳阳王萧詧。湘州刺史一职，梁武帝起初以其第六子邵陵王萧纶担任，后任其孙河东王萧誉。萧纶其时20余岁，萧誉为已故太子萧统即著名的昭明太子之次子，年纪更轻。张缵自恃才望，从来就看不起这班少年王侯。萧誉来长沙上任，他迎候欠恭，“资待甚薄”。萧誉因此怀恨在心，亟图报复。按当时的制度，前任刺史离任，必须待新任刺史到任以后，办完交接(时称“付度”)才能转赴新任。萧誉却百般刁难，其始借口有病不见，随后又搜括州府各种琐碎事务，将之留住不放。

是年八月，侯景之乱（又称太清之乱）爆发。侯景本为东魏叛将，被梁武帝所收留，因对梁朝与东魏通好心怀不满，遂以“清君侧”为名，在寿阳(今安徽寿县)举兵反叛，十一月攻入建康。次年三月，攻破台城（宫城），掌控梁朝军政大权。侯景之乱发生后，虽有江、湘、郢、雍等各州起兵勤王，但建康宫城被攻陷，梁武帝被幽禁，不久活活饿死。早就觊觎帝位的萧氏诸王纷纷跃起，展开了激烈的夺位之战。湘东王萧绎在诸王中势力最强，而已投靠他的张缵对萧詧、萧誉兄弟正恨之切齿，更想藉此机会一洗前怨，遂积极为之出谋献策。因此，萧氏诸王这场帝位之争首先在荆湘地区、在长沙展开了。

自建康陷落以后，萧氏“诸王各还州镇”。其时，河东王萧誉已经起帆，桂阳王萧慥停军江陵，而萧绎还在武城。张缵见状，遂寄书萧绎，指控萧誉、萧詧兄弟：“河东戴樯上水，欲袭江陵；岳阳在雍，共谋不逞”。江陵驻军将领朱荣也遣使上告：“桂阳住此欲应誉、詧”。萧绎见书大惧，急忙“凿船沉米，斩缆而归”，回到江陵，即将萧慥捕杀，命张缵前往襄阳接替萧詧的雍州刺史职务，又下令“于江陵四旁七里树木为栅，掘堑三重而守”。随后即着手南讨湘州。

六月，萧绎以讨伐侯景为词，遣使来到长沙，命萧誉供给军粮与士卒。萧誉知其不怀好意，愤然说道：“各自军府，何忽隶人?”将之拒回。萧绎一连三次派出使者，均怏怏而归，遂以少子萧方矩为湘州刺史，以长子萧方等率精兵2万护送到长沙。不久，萧方等率军进至离长沙城仅数十里的麻溪(今长沙县北境)，萧誉领兵7000人迎击。方等一战即溃，溺水而死。方矩慌忙收拾残部，逃回江陵。

七月，萧绎又以信州刺史鲍泉统军南下，再讨萧誉。八月，鲍泉军至长沙郡北石槨寺，连城进逼，萧誉率众来攻，鲍泉据栅坚守，誉不利而还。鲍军又进至长沙城西的橘洲，萧誉尽锐猛攻，又不克。其时天色已晚，誉军“士卒疲弊”，鲍泉乘机出击，大败誉军，“斩首三千级，溺死者万余人”。于是，萧誉放火烧掉长沙城外郭邑，将居民驱赶入城内，拟凭城死守，同时飞书急告萧纶、萧詧诸王，呈请救援。鲍军乃渡江而东，将长沙城团团包围。萧誉“幼而骁勇，兼有胆气，能抚循士卒，甚得众心”，被困达两月之久，“虽外内断绝，而备守犹固”。鲍泉“久未能拔”。

萧绎围攻长沙，惊动了萧氏诸王。萧詧乃以围魏救赵之计，亲率步军2万、铁骑2千“伐江陵以救湘州”。但萧绎于长沙志在必得，坚不撤鲍泉之师，萧詧也败退而去。邵陵王萧纶也想来救，但苦于兵力不足，军粮无继，乃致书萧绎，望其念手足之情，解长沙之围。而萧绎复书“陈誉过恶不赦”，表示“临湘旦平，暮便即路”，即一定要攻下长沙才能撤兵。据史籍记载说，萧纶读罢来书，“投之于案，慷慨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湘州若败，吾亡无日矣’！”

萧绎以全力注重长沙，但鲍泉久攻不克，不禁大怒，乃数之十大罪状，以名将王僧辩代为都督，攻取长沙。鲍泉获知以后，为之愕然，对左右说：“得王竟陵助我经略，贼不足平矣”，便拂席以待。没想到王僧辩进入军营，竟背朝鲍泉而坐，说：“鲍郎有罪，令旨使我锁卿”，然后出示萧绎手令，将鲍泉拿下，锁于床侧。而后，王僧辨重新部署兵力，加紧攻城。他从城外筑起一座土山以临城内，挥军日夜苦攻，城头矢石如雨，城下尸积如山，战事仍然十分激烈。又经过几个月的苦守，长沙“城中将士死伤大半”，危在旦夕。萧誉焦灼万分，传说他一人躲在室中“引镜照面”，竟“不见其头”，又见一“长人盖屋，两手据地瞰其斋”，“又见白狗大如驴，从城而出，不知所在”，沮丧已极。简文帝大宝元年 (550)四月，萧誉拟孤注一掷，溃围出城。不料，其部将慕容华临阵叛降，带引王僧辩入城，萧誉兵败被俘，长沙终于失守。

萧绎、萧誉叔侄长沙之战，从麻溪前哨战到长沙陷落，前后历时300天，即长沙城下之战也经历了8个多月，腥风血雨，伤亡惨重，是长沙历史上自秦汉以来历时最久、规模最大的一次兵燹之灾。

长沙之战也是萧绎与其他萧氏诸王争夺帝位最为重要的一战。为夺取长沙，他不惜投入重兵，三易主将，甚至其父萧衍死也“以长沙未下”而秘不发丧。长沙得手，湘州遂告平定，从此，萧绎地跨荆湘，占有了长江上游的绝对优势，两年之后又消灭侯景，赶跑萧詧，翦除萧纶，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梁元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