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乐府诗的繁荣与发展，相对于唐、宋、元、明诸朝而言，呈现出了几个较为明显的变化。其具体表现为：一是宫词类乐府创作以大型组诗为主，且作者由皇室成员而转向非皇室成员；二是竹枝类乐府成为了一种创作时尚，数量之多乃以万计；三是各种形式的咏史乐府诗创作，如火如荼，方兴未艾。这三个方面的变化，标志着清代的乐府诗创作，不仅已跳出或正在跳出前人“拟古乐府”的圈子，而且在成就与特点等方面，还跃上了一级更新、更高的台阶[1]。其中的咏史乐府诗，由于受元、明时期之影响，于清代中、晚期前后，更是繁花似锦，一片灿烂。宋泽元所编《四家咏史乐府》，即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这是乐府诗史上的第一部“咏史”总集，其之问世，所反映的是诗人们对于“史”的重视，以史喻今、借古讽今，则为其之关健所在。而编者宋泽元的乐府认识观，亦寓于其中。有鉴于此，本文特就《四家咏史乐府》的成就、特点，以及其乐府学价值、宋泽元对乐府诗之贡献与其乐府认识观等，作一具体考察与论述。

一、咏史乐府诗之创作一瞥

以乐府诗的形式进行史（包括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的咏写，唐代诗人已曾为之，如李白《关山月》、《战城南》等作，即肇其始。其后，李贺、刘禹锡、贯休等人亦多所为之，如李贺集中的《苏小小墓》（《乐府诗集》作《苏小小歌》）、《追和何谢铜雀妓》（《乐府诗集》作《铜雀妓》）、《金童仙人辞汉歌》等，即为其例。在由唐而元的文学史进程中[2]，诗人们以旧题乐府（即“古乐府”或“拟古乐府”）、歌行类乐府、宫词类乐府等品类咏写历史，即成为了一种风气，其中数量最多、成就最卓著者，则非杨维桢莫属。

杨维桢（公元1296—1370年），字廉夫，号铁崖、东维子等，今浙江绍兴人。有元一代最著名的乐府诗人。其咏史乐府诗，主要见于《铁崖先生古乐府》、《铁崖古乐府补》、《复古诗集》等集中，门人顾亮曾从中辑出六十二首，编成《杨铁崖咏史古乐府》一书。此书既是杨维桢“咏史乐府”之最早一种，也是乐府诗史上的第一部“咏史乐府”专书。其后，清人王度青又编成《杨铁崖先生咏史乐府》四卷，共收咏史乐府诗二七○首；而在此前后，邑人楼卜瀍又编注了《铁崖咏史注》八卷（全为咏史乐府诗），收诗二三三首。值得注意的是，杨维桢的这些咏史乐府诗，主要是由歌行类乐府与自创新题所构成，但杨维桢本人及门人则皆以“古乐府”称之[3]，如《铁崖先生古乐府》中的《单父侯》、《鸿门会》、《高阳酒徒》、《田横客》、《春申君》等，即皆属此类“古乐府”的咏史乐府诗。此则表明，杨维桢的“古乐府”，与唐人称汉魏乐府为“古乐府”者，乃是大有区别的。

杨维桢另有《铁崖咏史》八卷，所收二百余首咏史乐府诗，上迄先秦，下逮蒙元，其间众多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均为其所咏写。杨维桢之所以雅好咏史乐府诗，关健就在于可借诗中的“人”与“事”，进行“美刺”与鉴戒。正因此，明人章懋《新刊杨铁崖咏史古乐府序》乃有云：“独先生之作逸于思而豪于才，抑扬开阖，有美有剌，陈义论事，婉而微章，上下二千年间理乱兴亡之故，若指诸掌。”[4]其中之“有美有刺”、“婉而微章”云云，所指便为咏史乐府诗之“美刺”。而此，即为杨维桢以“古乐府”大量咏写历史题材的原因所在。由是而观，可知杨维桢包括《铁崖咏史》在内的数以百计的咏史乐府诗，都是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性的。时人与后人多称杨维桢“古乐府”（包括“咏史乐府”）为“铁崖体”者，这种“美刺”作用，不能不说是其中原因之最主要者。

杨维桢之后，大力从事咏史乐府诗写作的诗人，乃首推明初茶陵派的领袖人物李东阳。李东阳（公元1447—1516年），字宾之，号西涯，今湖南茶陵人，茶陵派的领袖人物。李东阳的咏史乐府诗，主要为其大型连章体组诗《拟古乐府》一○○首（亦有作一○一首者）。对于李东阳咏史乐府诗与杨维桢同类之作的承续关系，时人与后人曾进行过多方面比较，如或认为“杨铁崖、李西涯乐府，同工异曲”，或认为“杨、李之作，博称前代”等。而李东阳自己则认为，“杨廉夫力去陈俗而比纵其辩博”（《拟古乐府》卷首《拟古乐府引》），因而才“间取史册所载忠臣义士、幽人贞妇”等，以“托诸韵语，各为篇什”，于是，也就有了《拟古乐府》这一大型组诗。由于《拟古乐府》（李东阳）与《铁崖古乐府》（杨维桢）的这种承续关系，故其中《屠兵来》、《渐台水》、《昌门君》、《邯郸贾》、《鸿门高》、《殿上戏》、《文成死》、《尚方剑》、《严陵山》、《汉寿侯》、《五丈原》等作，与上举杨维桢《单父侯》等诗，在制题上乃如出一辙。李东阳虽仿学《铁崖先生古乐府》而作《拟古乐府》，而胡缵综则仿学《拟古乐府》以成《拟涯翁拟古乐府》二卷，这种连环式的仿学，即构成了唐后乐府诗史上最具典型性的一例。胡缵综的《拟涯翁拟古乐府》，收诗凡一○八首，四库馆臣为其所撰“题要”有云：“乃取东阳古乐府二卷，以次属和，立题指事，率由东阳之旧，亦间有厘正。凡一百八首。太康张先孝为子评，而其弟统宗为之注。”[5]已将二者的承续关系说得相当清楚。

明末清初是咏史乐府诗的又一个繁盛期。这一时期创作咏史乐府诗的诗人既多，作品数量亦夥，且多为大型连章体组诗，如王士禛《小乐府》三十首、吴炎《今乐府》一○○首、潘柽辛《今乐府》一○○首、郑世元《今乐府》八十一首等，即皆其为例。所谓“小乐府”，为杨维桢始名，指的是五言四句的绝句体乐府诗。《元诗选·杨维桢小传》载杨维桢自谓云：“予三体，咏史，作七言绝句体者三百篇，古乐府体者二百首，古乐府小绝句体者四十首。绝句，入到吾门者，章禾能之；古乐府，不易到吾门，张宪能之。至小乐府，二三子不能，唯吾能。”[6]其中所言“古乐府小绝句体”，其实就是五言绝句体。王士禛的《小乐府》三十首，实际上就是三十首五言绝句体的咏史乐府诗。其题下有注云：“读《三国志》。”[7]就诗题言，王士禛《小乐府》与吴炎、潘柽辛《今乐府》完全相同，即其皆为自创所致。此后未久，尤侗仿效李东阳《拟古乐府》，拟作了《明史乐府》一○○首。待至清代中、晚期，万斯同《明史乐府》六十八首、胡介祉《咏史新乐府》六十首，以及熊金泰《三国志小乐府》一卷、洪亮吉《两晋南北朝史乐府》二卷、张晋《续尤西堂明史乐府》一卷、舒位《春秋咏史乐府》一卷、邹均《读史乐府》一卷、袁学澜《春秋乐府》一卷等，亦先后推出。

总体而言，在由唐而清的乐府诗历史的长河中，咏史乐府诗虽然肇始于李唐，但其创作之方兴未艾、高潮迭起者，却主要是表现在元、明、清三朝，这一则与宋人之咏“史”多为“当代史”有关，二则也是诗人们雅好于以古喻今、鉴今思想的一种具体反映，而或此或彼，都为元、明、清的乐府诗创作带来了一种新的变化。

二、《四家咏史乐府》的乐府学意义

清德宗光绪年间（公元1875—1908年），宋泽元编辑了乐府诗史上的第一部咏史乐府诗总集—《四家咏史乐府》。该书中的“四家”，依其所生活朝代的次序，分别为杨维桢、李东阳、尤侗（公元1618—1704年）、洪亮吉（公元1746—1809年），乐府诗史上的“咏史四大家”，即因此而产生。《四家咏史乐府》所收四人之咏史乐府诗，具体则为：杨维桢《铁崖咏史》八卷，诗二三三首，增补、附录二十八首，《铁崖小乐府》一卷，诗一○二首，附录二首，合计三六五首；李东阳《拟古乐府》（《四家咏史乐府》将其改名为《西涯乐府》）二卷，诗一○○首；尤侗《明史乐府》一卷，诗一○○首；洪亮吉《两晋南北朝史乐府》二卷，诗一一○首，《唐宋小乐府》一卷，诗一○三首，合计二一三首。四者共计十五卷，诗七七八首。

《四家咏史乐府》现所存见之最早刻本，为“光绪丙戌”即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刻本，雕板印行于“忤华盦”，共十五卷。一九八九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出版《丛书集成续编》时，即据此“光绪本”将《四家咏史乐府》与徐钧《史咏诗集》（宋）、孙承泽《山居随笔》（清）、王毂《读史管见》（清）三书，同编入第二六四册的“史地类·历代史评”类。《四家咏史乐府》在清代晚期的刊行，称得上是乐府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其不仅助推了咏史乐府诗在当时的繁荣与发展，而且也使得杨维桢、李东阳、尤侗、洪亮吉四人咏史乐府诗的地位，在乐府诗史上得以正式确立。所以，作为乐府诗史上的第一部咏史乐府诗总集，《四家咏史乐府》之乐府学意义，是表现在多个方面的。要而言之，以下四端则为其重点。其具体为：

其一，结束了乐府诗长期无“咏史乐府”总集的尴尬局面。在乐府诗史上，乐府诗的总集编撰，自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以降，历经元、明、清三朝，虽然发展迅猛，并推出了一批优秀之作，如左克明《古乐府》（元）、徐献忠《乐府原》、梅鼎祚《古乐苑》（明）、顾有顺《乐府英华》（清）等，但这些总集都有一个极为明显的特点，即皆以早已佚亡的“音乐”为分类标准。而且，这种以根本不存在的“音乐”为分类标准的总集，自宋而清代晚期之际，乃一统天下近千年之久。清德宗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宋泽元在山阴（今浙江绍兴）于《四家咏史乐府》的推出，不仅结束了这种长期以“音乐”为分类标准的乐府诗总集之局面，而且还首次变“音乐”为“咏史”，使得“题材类”乐府诗之总集，成为了乐府诗星空一颗耀眼的明珠。咏史乐府诗的最大特点，主要在于能以史鉴今，借古喻今，若借用尤侗《明史乐府自序》之所言，就是“可备鉴戒”（具体详后）。正因此，有清一代以之创作的诗人既多，诗作亦众（参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七章），而《四家咏史乐府》之于斯时的问世，既具引领诗人们的创作之功能，又可作为一种范本以供后学们仿效，因之，其深为诗人们所雅好者，也就自在情理之中。更何况，宋泽元附于《四家咏史乐府》中的多篇序、跋，还将各家“咏史乐府”的渊源、成就、特点等，均进行了极精审之勾勒与品评，颇有助于读者对其之认识与把握。

其二，向世人集中展示了咏史乐府诗创作与发展的实绩。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其不仅提高了“咏史乐府”的社会认知度，而且也增强了其在乐府文学方面的影响。乐府诗的发展，自“前乐府”而唐后乐府，在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8]，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咏史乐府诗之为世人所重者，实则与《四家咏史乐府》大相关联。对此，杨维桢咏史乐府诗不为后人所重者，即可为之佐证。杨维桢在世时，虽然创作了数以百计的咏史乐府诗，且有《杨铁崖先生咏史古乐府》这样的专书行世，但该书中所附余文仪《杨铁崖咏史古乐府序》、王荣纮《杨铁崖先生咏史古乐府跋》二文，却只字未及其中的“咏史古乐府”。同此者，另有葛漱白《辑铁崖全集跋语·咏史古乐府》[9]。专门为《杨铁崖咏史古乐府》撰写序、跋，而不言及其中的咏史乐府诗，此则表明，序、跋作者对于咏史乐府诗的认识，是并不以为然的。这一实况的存在，对于杨桢咏史乐府诗的传播，显然是极为不利的。清高宗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楼卜瀍所编注的《铁崖咏史》八卷问世，这种不利情况才得以好转。《铁崖咏史》所收八卷咏史诗，实际上是八卷“咏史乐府”，共二三三首，楼卜瀍于卷首附有序文一篇，在对咏史乐府诗进行定义的同时，于杨维桢“咏史乐府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其中有云：“夫咏史，则诗史也。……昔人谓杜氏之功不在骚人下，予则谓先生之功不在唐人下已。”[10]并从“精于讽谏”、“工于用事”等方面进行例举，以表明《铁崖咏史》具有“其事则史，其旨则经”的特点。楼卜瀍认为“咏史乐府”即“诗史”的认识，并将杨维桢的“咏史乐府”与杜诗并论的举措，都是值得肯定的。而宋泽元之于《四家咏史乐府》这一“咏史乐府”总集的推出，较之楼卜瀍编注《铁崖咏史》而言，其自然是影响更大、更为世人所关注的，因之，其于咏史乐府诗的社会认知度的提高，也就不言而喻。

其三，为读者提供了一份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文学清单。宋泽元所提供的这份文学清单，为普及人们的历史知识，辨识历史人物的忠奷与是非，起到了很好的导读作用。从类别的角度言，《四家咏史乐府》所收七七八首“咏史乐府”之“史”，主要可分为两类，即一为通史，一为断代史。属于通史者，有杨维桢《铁崖咏史》、《铁崖小乐府》与李东阳《拟古乐府》，余者则皆为断代史，且由两晋而明末。杨维桢《铁崖咏史》八卷之“史”，从《单父侯》开篇，到《冬青塚》结止，将由上古时期到南宋末年的种种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一一写来，且作者的情感与认识亦寓其中，确如楼卜瀍《铁崖咏史序》之所言，诚“则诗史也”。《铁崖小乐府》一卷，与《铁崖咏史》同，即开篇从“谍报越王兵”（《城门曲》）始，至卷末附录之“皇帝书徵老秀才”（《答詹翰林同》，其中的“老秀才”所指为作者本人）止，其间若干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皆为其所咏写。二者相较，所不同者，是《铁崖咏史》为古体（以五古为主），《铁崖小乐府》为近体（五绝）；《铁崖咏史》每诗于题下均附有“并序”，并保留了楼卜瀍的注释，二者互为关联，使得诗中所涉之“事”与“人”，皆有背景材料式的交待与说明。所以，《铁崖咏史》是更有助于读者对诗意的理解的。李东阳《拟古乐府》在“咏史”的内涵方面，较之《铁崖咏史》更具鉴戒与警醒的作用，因而其现实性也就更强。对此，李东阳附于《拟古乐府》卷首的《拟古乐府引》一文，已有所言：

间取史册所载忠臣义士、幽人贞妇奇纵异事，触之目而感之乎心，喜愕忧惧愤懑无聊不平之气，或因人命题，或缘事立义，托诸韵语，各为篇什，长短丰约，唯其所止，徐疾高下，随所会而为之。内取达意，外求合律，虽不敢希古作者，庶几得十一于千百讴吟讽诵之际，亦将以自考焉[11]。

其中“触之目而感之乎心，喜愕忧惧愤懑无聊不平之气”云云，即已道出了李东阳创作这组大型“咏史乐府”的原因所在。作为断代史的尤侗《明史乐府》、洪亮吉《两晋南北朝史乐府》与《唐宋小乐府》，在“史”的方面更具专门性，其提供给读者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也就自然是更具“专史”的特质。总之，无论是通史抑或断代史的“咏史乐府”，在为宋泽元将其编于一集之后，是更有利于读者从乐府诗的角度去认识与了解“史”的。

其四，向读者充分展现了咏史乐府诗的艺术魅力与风采。就风格与特色等方面而言，杨维桢、李东阳阳等四人的咏史乐府诗，是各有成就而又各具特点的。对于杨维桢咏史乐府诗之特点，《四家咏史乐府·铁崖咏史》卷首所附张天雨序，已有所言，云：“廉夫（杨维桢）又纵横其间，上法汉、魏，而出入少陵、二李（李白、李贺）之间，故其所作古乐府词，隐然有旷世金石声，人之望而生畏。又时出龙蛇鬼神，以眩荡一世之耳目，斯亦奇矣。”张天雨即张雨，以字行，此序文本系张雨为《铁崖先生古乐府》而写，原名《铁崖先生古乐府序》，附在该书卷首[12]，宋泽元则将其移作《铁崖咏史》的序文，并置之于卷首。宋泽元此举意在表明，张雨《铁崖先生古乐府序》所言“上法汉、魏，而出入少陵、二李之间”，“隐然有旷世金石声”云云，对于杨维桢的咏史乐府诗而言，也是完全适用的，也即杨维桢的咏史乐府诗，亦具有“隐然有旷世金石声”等特点。再如李东阳《西涯乐府》，卷首附有王赞《西涯乐府·序》一篇，云：“今公是编，不袭故常，不询俗尚，撷往事以立题，据本事而生说，沉郁顿挫，清畅和平。多或数十言，少或二三语，微而显之，偏而正之，皆可以开悟人心，翼树伦纪。似淡实腴，似迩实远，言有尽而意无穷。或美或刺，有以嗣风雅之遗音；一褒一贬，有以寓春秋之微法。”[13]评价既高，且亦公允。其他如宋泽元序尤侗《明史乐府》、序洪亮吉《魏晋南北朝史乐府》等，亦皆属如此。

总体而言，《四家咏史乐府》的问世，对于助推清代晚期“咏史乐府”的繁荣与发展，增强人们对咏史乐府诗的认知意识与关注程度，显然都是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的。

三、宋泽元的乐府认识观

宋泽元，字瀛士，今浙江绍兴人，号忏花主人，有兄早卒，余不详。宋泽元在编辑《四家咏史乐府》时，还撰写了五篇序、一篇跋附于其中。这五篇序依次为：《四家咏史乐府序》、《铁崖小乐府序》、《西涯乐府序》、《两晋南北朝史乐府序》、《明史乐府序》。此外，于《西涯乐府》末附有一篇题名为《附识》的跋，共为六文。在此六文中，前一篇为总序，后五篇（含《附识》一文）为分序，总序与分序的互为关联，不仅为《四家咏史乐府》增添了相当的理性色彩，而且还成为了宋泽元乐府认识观的最直接反映。所以，要较为准确地把握宋泽元之于乐府诗的贡献与其乐府认识观，还得以这六篇序、跋为切入点予以透视。

作为全书之总序，《四家咏史乐府序》一文，主要涉及了乐府诗之源与杨维桢等“四家咏史乐府”之况，以及时人对“四家咏史乐府”的指责与宋泽元对指责者的辨驳等，内容丰富，辨说有力。宋泽元对指责者的辨驳，实质上是杨维桢等人咏史乐府诗的高度肯定，而且这种高度肯定是建立在对“四家咏史乐府”进行了“考骘”的基础之上的。而此，也是宋泽元编选《四家咏史乐府》的意旨所在。为便于认识，兹抄引其主要者如次：

乐府一道，于古歌谣为近，盖风雅颂之变声也。自汉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名。夫乐府者，教乐之官耳，必调律吕谐和八音，始称合作。六朝以还，节奏寖失，古意亦乖，或假借古题抒写胸臆，或径以时事创立新题，此又古乐府之变革也……。杨廉夫（维桢）先生乃择取历代史书，一人一事，以韵语歌咏之。李茶陵（东阳）、洪北江（洪亮吉）后先继起，尤艮庵（尤侗）则专就明史而作，名曰乐府，实有韵之史论也。予尝取四家之什而考骘。东维高古浑沦，才力纵肆，偶一放笔，辄若天上黄河，滔滔汩汩，挟泥沙而俱下；又好为昌谷奇语，夭娇神幻，令人莫窥涯涘。曩有铁雅之称，当之奚愧。茶陵、北江二家气概渊雅，书卷纵横而格律谨严，实相伯仲，如行九折坂中，步步均求实践。李以逋峭胜，洪以遒健胜，高下正未易轩轾。西堂熟于胜国掌故，议论悉有根据，生平好以游戏行文，故诗中每有诙谐之笔，然风骨高张，词旨朴茂，其不矜才不使气之处，断非浅学所能几及。予因并列行之，为论史家别辟溪径，成一大观[14]。

在序文的开端，宋泽元既说“乐府一道，于古歌谣为近”，又认为“自汉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名”，二者实际上是矛盾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宋泽元不知“汉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之前，也即在夏、商、周时期，已有相当多的“前乐府”存在，如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五十七至卷六十“琴曲歌辞”所收之《箕子操》、《拘幽操》、《文王操》等（共二十题二十九首），即皆可为证。此为其一。其二是对“古乐府之变革”的简要论述。其三为本《序》文的重点所在。宋泽元针对有人称杨维桢“咏史乐府”为“韵语歌咏之”，称李东阳、洪亮吉、尤侗三人的“咏史乐府”为“实有韵之史论”等，均进行了辨驳。认为“东维高古浑沦，才力纵肆，偶一放笔，辄若天上黄河，滔滔汩汩，挟泥沙而俱下”，“李（东阳）以逋峭胜，洪（亮吉）以遒健胜”，而尤侗则”熟于胜国掌故，议论悉有根据”、“风骨高张”而“词旨朴茂”。并由此对四人的“咏史乐府”进行了总体评价：“予因并列行之，为论史家别辟溪径，成一大观。”即认为咏史乐府诗属于“史家别辟溪径”的“一大观”，这其实是对咏史乐府诗的一种更高评价。

在四篇分序中，宋泽元依序分别对杨维桢《铁崖小乐府》、李东阳《西涯乐府》（即《拟古乐府》）、尤侗《明史乐府》、洪亮吉《两晋南北朝史乐府》进行了品评，且较《四家咏史乐府序》之品评更为具体与深入。如《西涯乐府序》有云：

尝读其《怀麓堂全集》一百卷，沉郁典雅，卓然成一家言。发其余绪，又著为咏史乐府二卷，取古人一人一事，反复歌之，或比事属词，或折中论断，审音按律，含英咀华。其间议论之博大昌明，实有是以来开司人心，扶持世教者。呜呼，东维子不能得专美于前矣。……此编旧为东莞陈建笺释合注，首所谓建军按者是也。原本附列谢、潘二宁评点，以庸泛无当，节去之[15]。

在这篇小序中，宋泽元首先明确指出，“沉郁顿挫”为李东阳《怀麓堂全集》的总特点，而《西涯乐府》二卷又编入其中，则《西涯乐府》具有“沉郁顿挫”的特点者，也就自不待言。接下来，宋泽元針对李东阳的“咏史乐府”进行了具体评论，认为：（1）在题材上是“取古人一人一事”而“反复歌之”（此处之“歌”，所指为“歌咏”而非“歌唱”）；（2）其表现在艺术方面最重要的特点，是“审音按律，含英咀华”；（3）《西涯乐府》中之议论，不仅“博大昌明”，而且还具有“开司人心，扶持世教”的社会功能 。所评三点，皆为中的之论。

尤侗的《明史乐府》，为尤侗应诏入京参编《明史》时的产物，对此，其附于《明史乐府》卷首的《自序》，已有所载。云：“予承乏纂修《明史》，讨论之睱，间采其遗事可备鉴戒者，断为韵语，亦拟乐府百首，虽未敢窃比西涯，庶几存咏史之一体。”其中的“可备鉴戒”，即为咏史乐府诗意旨之核心所在。而宋泽元《明史乐府序》，则着眼于艺术审美的角度，对《明史乐府》进行了如是之品评：

尤展成先生为吴中宿儒……入史局纂修《明史》，分撰志、传三百篇，故尤熟于胜国掌故，尝采其有关治体可新耳目者，仿茶陵咏史例，成《明史乐府》一百首，举明季二百七十年事迹琐谈，讽咏之。立言要而不繁，持议正而不苛，大者如长江大河，浩翰不穷，小者若繁音促节，嫋嫋如缕。间有衡量得失，发为论断之处，亦皮鼓引喻合义，风趣横生。施尚白称为“奄有前贤，横视百代”，诚笃论也[16]。

在这里，宋泽元以“立言要而不繁……风趣横生”一段文字，将尤侗《明史乐府》的艺术特质进行了极精炼之揭示，加强了世人对《明史乐府》的导读作用。不独如此，还引施尚白“奄有前贤，横视百代”之评语，以对《明史乐府》的艺术特质作更进一步之肯定。施尚白即施润章（公元1619—1683年），今安徽宣城人，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与宋琬（公元1614—1673年，今山东莱阳人）齐名，时称“南施北宋”。据《清史稿·施润章传》所载，清圣祖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施润章“召试鸿博，授翰林院侍讲，纂修《明史》”，时尤侗亦“入史局纂修《明史》”（详上引文），则施润章称誉尤侗《明史乐府》为“奄有前贤，横视百代”者，当即在是时。

又《两晋南北朝史乐府序》有云：“咏史乐府自元、明以来，于铁崖（杨维桢）、西涯（李东阳）、西堂（尤侗）外，可与三子卓然并峙者，唯洪稚存先生当之无愧。先生著作等身，而所撰《两晋南北朝史乐府》及《唐宋小乐府》，悉皆濡古涵今，准情酌理。其论断之精卓，音节之雅训，非兼擅三长者，能之乎？”[17]不仅认为洪亮吉“可与三子卓然并峙”，而且对其《两晋南北朝史乐府》及《唐宋小乐府》进行了充分肯定，认为具有“濡古涵今”、“论断精卓”、“音节雅训”等特点。宋泽元的这一认识，是导致其将洪亮吉两种“咏史乐府”皆收入《四家咏史乐府》的关健性原因。

综上所述，宋泽元之于乐府诗的贡献与其乐府认识观，主要表现为：（1）在“选择类批评”与“专论类批评”两个方面[18]，均颇有成就。以“选择类批评”而言，其选编杨维桢等人的“咏史乐府”而成之《四家咏史乐府》，填补了自咏史乐府诗问世以来无总集的空白；就“专论类批评”以论，其撰附于《四家咏史乐府》中的六篇序、跋，着眼于“乐府作家论”的角度，较为系统地对咏史乐府诗进行了多维度的述论与品评。（2）元、明、清三朝，是乐府诗高度繁荣与发展的一个大时代，各类乐府诗应有尽有，宋泽元独选“咏史乐府”编为一集的举措，表明其之于咏史乐府诗乃是相当雅好的，而认为此类乐府诗为“史家别辟溪径”之“一大观”、具有警戒世人之作用者，则又为其关键所在。（3）咏史乐府诗自杨维桢《铁崖咏史》、《铁崖小乐府》始，其乐府题因皆为作者所自创，而与汉魏乐府（即唐人所称之“古乐府”、明人所称之“拟古乐府”）毫无关联，实乃新乐府之属。杨维桢选取近八百首“咏史乐府”编为《四家咏史乐府》的实况，表明其是远“古乐府”而近新乐府的，而其将李东阳《拟古乐府》改名为《西涯乐府》者，又可为之佐证。（4）“咏史乐府”是否可配乐而唱，或者应该配乐而唱，宋泽元在六篇序、跋中均无只字相及，此则表明，乐府诗与音乐的关系如何，并不属于其选编《四家咏史乐府》所应考虑的条件。也即在宋泽元看来，检验与衡量一首乐府诗或者一类乐府诗如何，音乐并非需要考虑者。

注释：

[1]关于清代宫词类乐府、竹枝类乐府与咏史乐府的发展状况，以及其成就与特点等，可具体参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七章各节，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313—385页。

[2]宋代诗人咏史乐府诗所咏之“史”，其主要为“当代史”与“当代人物”，故本文此处不将其作为述论的对象，特此说明。对于宋代乐府诗之概况，可具体参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二章（第51—168页），《宋金元诗通论》第三章（第97—151页），此不具述。前者由黄山书社2010年出版，后者由黄山书社2011年出版。

[3]关于杨维桢自创新题的“古乐府”，可具体参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五章各节（第220—268页），《宋金元诗通论》第三章第三节（97—151页），前者由黄山书社2010年出版，后者由黄山书社2011年出版。

[4]章懋此《序》，又作《铁崖古乐府序》，具体参见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杨维桢诗集》之“附录一”，第455—456页。

[5]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六，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第1571页。

[6]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下《铁崖古乐府》，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02页。

[7]王士禛《王士禛全集·渔洋诗集》卷十七，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423页。

[8]关于“前乐府”及乐府诗三千年之史况，具体参见拙著《中国乐府诗批评史》第一章之各节，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9页。

[9]以上三文，俱载《杨维桢诗集》附录一“志传序跋提要”，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58页、459页、461页。

[10]楼卜瀍《铁崖咏史序》，《四家咏史乐府》附，《丛书集成续编》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影印，第264册，第477—478页。

[11]李东阳《拟古乐府引》，《西涯乐府》卷首，《丛书集成续编》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影印，第264册，第584页。

[12]具体参见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杨维桢诗集》附录一，第449页。

[13]王赞《西涯乐府·序》，《四家咏史乐府》附，《丛书集成续编》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影印，第264册，第584页。

[14]宋泽元《明史乐府序》，《四家咏史乐府》附，《丛书集成续编》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影印，第264册，第657页。

[15]宋泽元《四家咏史乐府序》，《四家咏史乐府》附，《丛书集成续编》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影印，第264册，第475页。

[16]宋泽元《西涯乐府序》，《四家咏史乐府》附，《丛书集成续编》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影印，第264册，第584页。

[17]宋泽元《两晋南北朝史乐府序》，《四家咏史乐府》附，《丛书集成续编》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影印，第622页。

[18]关于乐府诗的“选择类批评”与“专论类批评”，可具体参见拙著《中国乐府诗批评史》第一章第三节、第六章第二节，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39页、第259—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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