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可以视为光绪帝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政治博弈，在帝、后两党剑拨弩张的时候，维新派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一人的身上。后人一般认为是袁世凯将“围园”的计划泄露，造成了戊戌变法的最终失败。坦白地说，以袁世凯当时的声望，还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担上这样的罪名。

造成变法维新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责任还在光绪帝自己和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光绪帝和维新党人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时，礼部一个叫王照的官员曾给光绪帝上了一个折子，建议让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同时到国外去考察。

王照的想法是如果慈禧能和光绪一起到国外，一定会增加不少见闻，肯定比那些臣子们说的更加深刻。加上外面长期谣传光绪帝和慈禧之间有很深的矛盾，如果此时他们作为大清国的最高统治者，同时出访他国，足以表明太后和皇上的关系是和睦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对于这个意见，礼部尚书就是不准往上转奏，理由是这个建议会让太后和皇上处于危险之境，是居心叵测，大逆不道之举。并且礼部尚书和左右侍郎们全都一口拒绝。这个固执的王照竟然和满、汉六位堂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事情最终捅到了光绪那里。

当时的光绪帝一时心情急躁，他觉得自己的命令无法推行下去，于是下旨将六位礼部堂官全部革职。应该说“王照事件”是光绪帝从政以来捅得最大的一个娄子，也表明了光绪帝在对待政务上没有城府，做事不会讲究从长计议。

其后，光绪帝又免去了李鸿章、敬信的总署大臣职务，还有一些后党的人被处罚革职。如此一来就激化了两派之间的战火，火势开始让一直观望的慈禧有些坐不住了。这些被罢免的朝臣到慈禧那痛哭流涕，让太后做主，说皇上不顾祖宗家法，要将他们全部赶走。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此。当时因变革被激怒的顽固官僚及后党一派更是马不停蹄的进行周密布置，密谋颠覆维新变法的事实已经浮出水面。他们先是秘密调派聂士成的武毅军进驻天津，董祥福的甘军移驻北京西南的长辛店，而后又大肆渲染光绪皇帝要到天津阅兵的气氛。

对于维新党人来说，他们担心光绪帝在天津阅兵的时，直隶总督荣禄会采取行动，威胁人身安全。同时，顽固守旧派官员已经开始联名上书，要求光绪帝下诏，请太后再次临朝训政。

康有为等人料定慈禧知道变法的情况后，会有大的动作，此时急需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应对将要出现的局面。破釜沉舟的维新党人终于制定出石破天惊的“围园”的计划。

可问题是，光绪说依仗的维新党人和改良派，清一色全是文臣、书生，手上无一兵一卒。情急之下，这才想到了袁世凯。说起来，康有为和袁世凯算有点交情，早在康有为创办强学会的时候，袁世凯参加过这个组织。但说到底，他们的交情也十分有限，绝称不上是生死之交。

当年的9月18日。康有为派谭嗣同单独约见袁世凯，提出让袁世凯实施“围园”之计，杀掉慈禧的心腹直隶总督荣禄，然后带兵从天津直扑北京，将颐和园围住。袁世凯听到这里已经是满头大汗，他随后问道：“包围颐和园有何目的？”谭嗣同回答：“不除掉慈禧这个老东西，国人不能保全，民则无望，此事在我，袁公不必多问。”

试想，以当时袁世凯的势力和荣禄直接对抗，简直就是以卵击石，别说是袁世凯久于官场，生性圆滑。即便是一个官场新秀也不会去冒这种风险。要知道，稍有散失，将是夷灭九族的重罪。

因此，袁世凯想也没想，直接就将这个计划上报给了顶头上司荣禄。不过，袁世凯说话非常小心谨慎，他仔细琢磨这措辞，既要做到不能直接指责当今皇上的意图，又要说清情况，更要开脱自己的清白。不得不说，袁世凯这种做法还是明智的，换成任何一个人，背叛光绪的概率都很高，只不过袁世凯运气不济，摊上了这个背负骂名的差事。

所以说，袁世凯只是个背锅侠，光绪帝自己和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才是戊戌变法失败真正的“罪魁祸首”！